美国经济复苏面临三大困难

当前美国疫情的形势依然很严峻，后续美国经济复苏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疫苗的生产和分配使用，需要有更为科学的方案。美国已经启用了《国防生产法》要求各大厂商全面生产疫苗，但是最终产能如何扩张以及相应的疫苗如何进行配置，实际上还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性。

拜登把疫情防控作为上台执政后的第一个重要目标，所以这其中的不确定性直接就影响了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从技术层面来讲，疫苗本身也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比如病毒变异、疫苗的可靠性等。所以，疫情的不确定性是一个最大的困难。

第二个困难是新一轮疫情冲击下美国如何才能出台新一轮新的有效地刺激方案。美国上一轮的扩张性政策已经到期，新的刺激方案一是能否顺利得到两院的批准；二是批准后的经费是否能为美国疫情防控和经济纾困提供充足的支撑；三是政策控制能否保证有效。目前美国的经济已经步入到一系列的困境之中，其中一个是债务的问题，还有债务货币化导致美国的货币政策被高债务率所绑架，使得美国在政策协调上捉襟见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能否有效兼顾短期的纾困与中长期的脱实向虚的产业空心化之间的冲突。实际上，美国经济已经面临了持续的疫情救助与金融资金乱象之间的权衡，这种权衡能不能在新一轮政府的政策作用下获得很好的调整，这是第二个困难中的四个问题。

第三个困难是美国外部环境面临新的挑战。一是如何维持强势美元的地位。强势美元依然是美国经济霸权体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但是短期的疫情救助和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元地位产生了很大冲击；第二，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所带来的后遗症能否得到解决，这可能是美国外部环境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就是能否为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寻找到较好的解决方案；第三就是能否为经济复苏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目前来看，美国的政治生态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美国内部的稳定性，严重地影响了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这几大问题都是美国当前必须要面对的。

美国政府依然会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积极的扩张性政策

拜登提出了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耶伦也已经对她的政策做出了一些说明，很重要的就是要支持政府的扩张性政策，并且认为只有通过一些大动作才能够真正地使美国摆脱目前的困境，这个大动作不是通过征税来加大支出，而是靠持续的数量宽松促进持续性的财政扩张。所以，美国政府依然会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积极的扩张政策，但是肯定会做出一系列的微调：一是关于利率水平，二是在国际政策的协调方面。因此，目前来看，美国的货币政策会持续配合纾困政策。从债务上限来看，下一步的赤字货币化和进一步的市场购买资产的行为可能还会延续。

全球化让美国蓝领工人的就业变得很困难，也造成了美国的社会割裂。目前，美国的确面临着这样一个棘手的难题，由于内部没有很好的再分配机制，使全球化的受损者和获利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了收入分配的极端恶化和社会的撕裂以及政治的两极化。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一种是特朗普所采取的去全球化，采取孤立主义和霸凌主义。另外一种就是现在拜登采取的，依然高举自由主义、多边主义、国际主义的旗帜，但必须要在本国内寻找到平衡全球化获利者和受损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方法，从而使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的蓝领工人得到一定的补偿。拜登政府必须在拥抱世界主义、全球化的基础上，加大财政转移支付。

目前在耶伦的讲话中是不希望美国通过加税的方式来达到财富再平衡，而是希望扩大货币发行量，通过铸币税、多发行的钞票来补贴蓝领工人和全球化的受损者。

那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一是会导致美元的泛滥；二是会导致美国超常规货币政策被锁定，还要持续地、大规模地发钞票，大规模地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资产的购买，这个过程监控起来可能很难。

一方面是转移支付，另外一方面通过这种市场的救助有可能没有产生“劫富济贫”效应，反而使民众的生活水平更差了。

因此，拜登政府目前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实际上内部有一系列的风险。

短期内WTO实现深化改革存在困难

关于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Organization,WTO)未来的命运，目前来看，美国一直对WTO没有起到应有的管理监控职能而耿耿于怀，所以在特朗普时代采取了阻止任命上诉机构新法官这样的举措让WTO停摆。但是拜登政府在这方面有所缓和。

美国一向是希望通过对等公平的贸易理念来左右WTO，要求在知识产权、人权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待遇方面有根本性的改变。目前来看，美国在短期内可能会与相关国家推动构建高质量的新标准，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地位方面依然会存在一些分歧。中国一向是倡导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因此，我认为从短期来看WTO全面重构，要实现在很多大项上的深化改革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同时美国也会采取观望态度。但是从中期来看，新的国际秩序依然需要WTO的框架重新注入生命力和活力，按照新的模式来运转。

不能简单地将拜登政府和特朗普主义对立

特朗普政策中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等特征被美国的一些媒体概括为特朗普主义。拜登政府会按照竞选的纲领对特朗普主义中的孤立主义和超常规的做法进行纠正。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国会从自身利益、战略的角度来评估特朗普时代的政策，将有利的方面纳入到拜登的政策体系里。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拜登政府与特朗普主义对立起来，它们在很多方面依然具有强烈的一致性。

特朗普在下台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行政手段，让相应的一些举措法律化，从而使拜登政府难以在短期改变特朗普的一些举措。因此，有些事项可能不符合拜登政府的基本治理哲学和治理利益，但是由于纠正特朗普政策有着政治上的阻碍和时间上的要求，所以在短期内要出现“大转弯”还比较困难。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社会出现民粹化、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的状况下，拜登要成为美国全体人民的总统，会很好地吸收支持特朗普的团体的想法，实现他们的利益诉求，现行政府不得不在民粹主义这个方向采取相应举措，而不是简单地进行抛弃和反对。

特朗普下台不等于特朗普主义下台，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法律路径决定了特朗普主义将在拜登时代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2021年中国经济会稳步复苏最终走向常态化

展望2021年，从性质上看，中国的经济首先是持续复苏、稳步复苏，并最终走向常态化。从GDP增速来看，由于基数效应，会呈现出前高后低的状况。一季度有可能会突破12%的增长速度。但是到了四季度，可能会逐步回落到6%左右的速度，使经济增速处于一个常态合理的区间。

要巩固现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一，疫情防控肯定是基础性、常态性、前提性的政策；第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定位要保持连续性，不能简单地进行急转弯；第三，在经济持续复苏的基础上将逐步退出一些超常规政策，同时在宏观扩张的幅度上逐步收敛，根据复苏的情况来进行相应调整。

另外，随着“十四五”规划的出台和推进，宏观经济政策可能会从去年的以抗疫纾困为主体逐步转向以新战略、新规划落实为主体，来进行相关的支出和收入的布局。

宏观经济政策要抓住几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保就业、稳就业依然是核心使命；第二，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现代化方面进行新的布局。这些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同时，还要高度关注外部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冲击。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能会持续存在

今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能会持续存在。美元、欧元的量化宽松还会持续，导致世界主要货币难以重返强势轨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红利使中国资产的收益率依然偏高，中国是全球投资重要的核心区域。在欧美与中国存在利差的状况下，大量的投资型资金和套利型资金涌入中国的概率依然会很大，从资金层面上会向人民币币值提供坚实的基础。

因此，从基础面上，中国经济常态化，再到全球流动性的差别和金融层面套利，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基础很明显。

但其中可能有几个不确定性。很重要的一个不确定性就是中美如何评估第一轮贸易协定、如何开启第二轮贸易协定。第二个不确定性在于中国结构调整中风险的释放。如果债务率持续攀升，违约现象持续出现，同时带来深层次的金融风险，那么可能会对人民币升值的路径产生强烈的扰动和对冲。

全球化不会终结，不会真正地掀起全面“脱钩”的浪潮

目前存在一些唱衰全球化的论调，比如有人认为全球化已经结束了，甚至鼓噪现在产业链应该转移、“脱钩”。我认为，首先，逆全球化不等于全球化结束，全球化从来没有结束过。任何时代的全球化都是这种波浪式的、螺旋形的变化。全球化不会终结，不会真正地掀起全面“脱钩”的浪潮。

第二，的确要认识到全球化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表现。从后疫情时代来看，各个国家在疫情期间所吸收的教训会使它们对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再布局，把安全问题放到更高的高度，这会导致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变短、变平，逆全球化在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加剧。

但是，这并不代表这就是全球化的未来。全球的分工体系使全球利益相互依存的格局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冷战时期全面隔离的要求。美国在评估特朗普的贸易霸凌主义时就会发现，简单地以贸易顺差为目标、以产业回归为目标，不仅在现实上不可能，在理论哲学上也是不科学的。所以，拜登政府打算在这上面要有所调整。

从现实来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扩大。

同时美国的产业不仅没有很好地回归，大量的资本还在外逃。中国的资本不仅没有外逃，反而成了全球第一大外商投资国。所以，逆全球化不等于没有利用全球分工体系进行盈利的机会，它是结构性的变化，即主权国家的力量发生了变化；产业主导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全球就业模式也发生了变化。那么在结构性变化中，上层建筑就必须做出调整来适应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的变化。

（文章来源于网易研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