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30日，以“金融科技助力中小银行普惠业务发展”为主题的“2018银行科技与普惠金融重庆研讨会”成功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出席并发表了演讲。刘元春表示， 当今时代处于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期、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中国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行期，这几大时代特征决定了，金融科技助力中小银行走出困境和实现长远发展大有可为。

以下为文章全文：

10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作为国家高端智库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要落户重庆，为支持地方发展献策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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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演讲的主题是从更为广阔的视角看金融科技的作用潜力。

近些年，我国围绕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实现了一系列跨越式的发展。在百年一遇的大挑战面前，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未来将呈现什么样的发展态势？这是我们在新起点、新时期所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美国退群”和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宣告了中国外部环境的质变，同时也说明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已经发生裂变。这种变化也是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超预期回缓”的关键。在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期，外部风险的恶化具有趋势性、阶段性与结构性的特征。事实上，像过去20多年那样超长期的全球经济、世界政治相对平和稳定的一个阶段已经过去。眼下必须认识到，过去长期的大缓和景象实际上不是正常态，而是超常态，未来的持续冲突才是一个正常态。从世界格局的时代背景上看，未来将逐步远离超常态，而步入到一个冲突、摩擦与重构的正常态。

回首过去20年世界所经历的高增长、大合作、小冲突的时代，实际上是人类短暂超常态的平稳期，其中有两个核心力量发挥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一是1995年成立WTO。在WTO体系下，中国和印度高达10亿剩余劳动力人口加入到全球化生产和贸易体系，使得整个世界的要素价格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而引领世界资源发生根本性的重构，这个重构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全球化红利。二是IT革命。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IT革命，使我们在各行各业都感受到信息化带来的生产力的快速进步，其结果就是全球共享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创新红利。这两大红利，构建了过去二十年的世界格局呈现“你好我好”的多赢局面，出现了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经贸体系下共融、共享的格局。

这个格局使人类的繁荣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的成本。在过去20年间，每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没有出现根本性地缩小，反而在持续扩大；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也没有进一步缩小，实现所谓的“收敛效应”；全球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都在进一步地拉大。由此，全球在纵向和横向两方面不平衡的拓展所带来的金融繁荣，使全球的金融风险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在金融创新工具越多、市场越发展而收入分配差距却越来越大的时代，试图利用金融工具来抹平收入分配的鸿沟，最后带来的却是金融风险的全面转移和集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了过去的时代已经结束。在解决全球化产生的深层次的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总体上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治理危机，结果导致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全球新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等新因素的作用下进一步恶化。2008年至2018年间，全球金融资源配置不平等、全球各民族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急剧扩大。近两年来，各国的民粹主义全面上台，国与国之间“你好我好”的多赢局面在红利急剧消失的背景下出现新的博弈格局，冲突与对抗成为了一种常态。世界裂变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一个充满了“对抗与冲突，在对抗与冲突中进行合作，在合作中不断衍生出新的对抗与冲突”的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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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中国目前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需要采用怎样的战略，必须要考虑世界裂变时代的大背景。

在世界裂变时代，金融科技能做什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金融赶超。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金融科技将进一步地融合和深化，促进银行业进一步地发展。过去十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在赶超欧美的金融体系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近期最能凸显金融体系赶超的就是全球支付体系的重构。过去在美元的货币体系下，石油输出组织只与美国之间产生冲突，并引发一系列中美冲突及中欧冲突。但在今年3月份，我国主导构建了以人民币进行石油交易结算的体系，欧洲跟俄罗斯也已经签订了非美元石油交易大纲，用美元以外的货币体系进行结算。欧洲在应对美国制裁伊朗的体系下宣布全面启动以欧洲为主体的新的支付体系，避免美国利用这种体系形成对全球大宗商品贸易的制约。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条件下，支付系统的革命使得主权之间的冲突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科技使原来一体化的支付体系很轻易地出现分裂状态，未来世界有可能会出现几个支付体系并行的状态。这是大家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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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一些历史性问题、全球性问题上，科技金融可能会有新的空间。

世界结构裂变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结构性的大调整将会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动态。我国结构性的调整也绝对不会像在2008年前后所制定的结构调整的模式，我们的战略也会与过去二十多年所制定的全方位融合的战略具有根本性的区别。大家会看到，目前世界范围内所讨论的就是到底是持续地融入还是全面地脱钩。中国所希望的依然是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下进一步地融入，进一步地利用融入来改变美国所主导的世界体系所面临的一些缺陷。但是，我们必须要进行思考，很多问题可能回避不了，良好的愿望也代替不了整个世界格局历史性的变化。在历史上，许多情况是人们不愿看到的，但人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滑向深渊。用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的话说：“这个世界正在越变越糟，但我也没有办法。”理性的我们应当在这样的格局下进行一些新的思考，这样我们的金融格局以及我们对金融化的态度就会发生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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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利用金融科技赶超性的发展，来进一步缩小这样的鸿沟和差距。

目前中国必须重视在金融战略上的一些缺陷，要清晰地看到结构性问题里面最为深层次的就是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拉大、在财富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拉大，金融资源可得性的缺口甚至鸿沟在进一步的扩大。因此，我们要利用金融科技赶超性的发展，来进一步缩小这样的鸿沟和差距。当前我们还面临着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能否利用我们所看到的新的支付体系、新的交易信息披露、新的风险控制模式，利用金融科技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人类前所未有的难题？我们正在进行探索，正在深入分析现有的技术条件、结构条件、风险条件，正在进行不断的创新来弥补我们在结构上的一系列问题。金融科技使我们对这些过去束手无策的问题有了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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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需要进行一系列基础性的改革和引领性的改革。

在基础性改革的基础上，使金融科技能够拥有新的发展空间，同时解决一些结构性问题的困扰。近几年来大量的政策工具聚焦在了结构性问题方面，但同时也要清楚地看到，很多政策本身是一种总量性政策，比如货币政策，必须关注总量性问题，而不能过度持续地关注结构性问题。我们进行精准性结构性地渗透，但在现代流动性管理的模式下，必定会产生总量性的问题，从而使结构性的导向和总量性的导向都不明确。中小银行应该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来弥补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所面临的不足。更好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利用新的交易链、价值链、行为链。只要有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只要能够在现代互联网信息体系中留下痕迹，就会产生有价值的信息，就会形成潜在的交易模式。中小银行完全可以利用新技术释放的市场空隙，解决结构调整中所面临的多目标困局，走出当前比较困难的状态。

当今时代处于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期、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中国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行期。这几大时代特征决定了，金融科技助力中小银行走出困境和实现长远发展大有可为。

原文链接：http://finance.ifeng.com/a/20181212/16621209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