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刘守英:乡村振兴需要人、业、地、村都发生变化
发文时间:2023-11-25

我们讨论中国乡村振兴的问题,一定要在一个整体面上讨论中国乡村的未来。乡村是一个系统,人、业、地、村四者之间形成的有机系统是我们乡村的魂。单要素改变乡村就会导致乡村系统的失衡,必然带来整个乡村的衰败。重构中国的乡村系统,就是要认清中国城乡融合的形态和推进城乡融合的路径,重构城乡转型的方式。最终的结果是城市更好,乡村同样更好。


破解乡村问题的核心就是破解乡村的“业”。中国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要把30%搞农业的人降到5%,最后降到2%左右的人来搞2%的农业,这样农业才能强。日本的农业经验是农业工业化,将农业要素重组。比如贵州遵义湄潭原来是非常贫困的地方,但这个地方的农业形态和其他地方不同,人、地、业、村的系统已经发生了重构,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农业融合。湄潭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推进农业工业化的道路。


如何提高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最重要的秘诀是提高单位土地回报。哪个地方找到了提高单位土地报酬的办法,哪个地方的农业就有希望。山东潍坊的寿光建有基本上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设施农业和大棚,大棚农业的核心是提高单位土地的报酬。整个寿光的农业就是在一个大棚里发生的农业要素组合:通过农业技术物联网对农业各种参数进行监测,同时农民成为新农民,接受再教育培训,对现代农业认可,最终实现了单位土地报酬的提高。


实现乡村经济的活化。现在乡村经济的最大问题是单一,关键是要恢复乡村经济的多样化。要提高农产品(6.580, 0.00, 0.00%)的复杂度。我们看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农业的复杂度非常高,背后是知识含量,农产品提高知识含量以后复杂度就提高了,价值也就提升了。


城市能留人,乡村能换人。人的城市化关键是让那几亿人在城市落下,而不是回村里。未来2%的农业GDP只要2%的人来做,农业和乡村才有希望。所以农村还有20%的人要想办法在城市落下,关键点就是农二代必须落城。第二是人在城市落下来以后,乡村也要换人。人口城市化以后乡村是要换人的,一是让部分出村的人回流,但一定是愿意到乡村做事的人回到乡村。二是一些搞农业的企业要进来,未来的农业要由企业家来组合农业的要素,否则就没有主体。三是让一部分喜欢乡村生活方式的人到乡村。


乡村的业、人改变的过程中,一定有地的改变。第一是人地关系的重构。未来必须实现人地关系的重新匹配,2%的农业由2%的人来干。第二是乡村土地的重划,用以解决乡村土地的破碎状态。土地碎化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搞农业不积极,搞工业也不积极。城、镇、村高度分割,农业用地不规模、工业用地不规模、城市用地也不规模。我认为中国乡村需要按照土地的功能进行用地重划。第三是在制度上要解决集体所有权下的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置问题,核心就是解决新的主体进入乡村以后,农业企业家和规模化经营主体的权利保障问题。第四是宅基地的改革。在保证农民宅基地财产权利的同时,让新的主体也能在村里落下来。第五是乡村产业发展,需要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权。


在业、人、地改变以后,一定要有村庄形态和功能的变化。第一,村庄变化要围绕农业发展方式,重新思考村落的半径问题。农业发展方式变化以后,村落的半径可以适当扩大。第二,村庄聚落要跟着功能来变。传统村庄具有保护功能,现在的村庄很大程度是文化功能,强调聚落的功能、记忆的功能、历史的功能和寄托乡愁的功能。第三,未来的乡村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的到位与体面问题。第四,村落要解决老人的精神和文化寄托问题。第五,村庄要成为乡愁寄托的地方,让农一代在乡村体面地老去,让农二代把乡村变成诗和远方。第六,乡村要开放,成为一个驿站,各种对乡村有想法、愿意到乡村生活的人可以到乡村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文章来源于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