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厉妍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824讲话》）中再次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也将带动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洞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做出的新发展战略选择。“双循环”战略把国内大循环放在开放的世界经济循环视野中，把对外开放立足于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的基础之上，不再是简单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也不是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双循环”顺应了当今全球增长模式周期性改变的大势，推动了全球再平衡和包容性发展，强调深挖国内大市场潜力来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开放与增长，中国经济进入新开放阶段。“双循环”战略突破了发展经济学中的诸多传统理论，形成了中国经济的新开放政治经济学。

一、“双循环”是顺应全球增长模式周期改变大势的战略抉择。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得益于成功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通过20世纪90年代参与国际大循环（两头在外）的模式有效发挥了中国经济中的成本优势，使得中国制造名誉天下，制造业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但从历史的长视角来看，任何一种增长模式都存在周期性的起伏和增长动能边际递减的趋势。

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使得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出口增速远高于世界出口增速，出口成为拉动这些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次贷危机之后，2010-2018年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出口增速是20世纪60年代出口导向型战略实施以来历史上的最低的，虽然出口导向经济体出口增长率与全球出口增长率之比仍有1.93倍，但与1980年-1989年的高峰相比，下降了近1/4（图1）。基本原因是给定国际市场存量和增量的条件下，大量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生产能力超过了全球市场的消费能力，这引发了全球不平衡带来的一系列风险问题，如贸易摩擦、汇率摩擦和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问题等。因此，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进入了明显的递减区间。

图1、出口导向经济体出口增长率与全球出口增长率之比

注：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划分及测算方法，参见王晋斌、厉妍彤（2019）“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终结了吗？”，工作论文。

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成功的历史案例来看，成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都是依靠制造业出口来实现的。因为只有制造业最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和通过技术“干中学”获取的知识扩散效应，从而通过不断的取得技术进步和控制成本来获取持久性的、非周期性的竞争优势，这与初级产品出口主要靠经济周期的需求获取竞争优势完全不同。制造业的产业链长，既可以在不同环节形成专业化的生产，也可以整体上形成规模效应，其对经济的扩散效应远超传统的初级产品行业。但制造业的需求对经济周期更为敏感，制造业大多与耐用品相关，在经济增长乏力，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人们首先会减少耐用品的消费，耐用品的收入弹性比较大。正是由于制造业的生产和需求对经济周期存在不同的敏感性，会引发周期性的剧烈变化。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但全球生产竞争能力依然保持强劲，导致制造业整体产能过剩，进一步引发了制造业成为全球贸易争端的焦点。

次贷危机后，在全球经济增长进入“大停滞”时期，全球贸易进入“大平庸”时期，全球发展模式本身要求做出内生的调整。换言之，全球增长模式出现了周期性的变化，依靠制造业出口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大的出口导向经济体已经出现了顺应这种全球增长模式周期性变化的改变。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来看，1984年开始中国对加工贸易实行优惠进口政策，对其进口的投入品减免关税和增值税等措施来促进出口；从1992年开始，中国大幅度降低关税，尤其是中间品的进口关税，对生产出口品的带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的进口（尤其是FDI所需要的进口品）实施关税免除等激励措施。这些措施在1994年之后使得制造业的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995年开始中国逐步形成了以工业制造业进出口为主导，并附之以初次产品进口的国际分工贸易模式，开始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从1996年以来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经历了明显的变化。1998-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09年次贷危机都对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产生了冲击。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经历了2005-2007年出口促增长的“黄金期”，这三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拉动均值接近1.4个百分点。次贷危机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黄金期”（图2）。如果以次贷危机为节点，1996-2008年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年均拉动约为0.51个百分点，而2009-2019年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年均拉动约为-0.51个百分点。2009-2019年的11年间，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为负值的有7年，而1996-2008年的13年中，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为负值的只有4年。因此，当全球经济增长进入“大停滞”和全球贸易进入“大平庸”时期后，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相应的下降了。

图2、中国经济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对GDP的拉动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对全球生产体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中国采取了“封城”的严格疫情防控措施，疫情防控取得了战略性的成果，较早的推进了复工复产，抓住了出口窗口期，上半年货物和服务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12.5%。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不主动转型，而是恰恰在长视角下理性看待上半年出口的超预期结果，提出了“双循环”战略。从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更多的是强调扩内需来稳定增长，而“双循环”更是顺应全球增长模式周期改变大势的明确战略抉择。

二、“双循环”是推动全球再平衡发展的战略抉择。

次贷危机之后，全球通过反思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源，多有学者认为全球不平衡是导致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全球再平衡战略被提上日程，包括IMF等国际性机构在次贷危机的反思中都强调了不平衡带来的风险。在IMF一份近期的报告中，认为2019年大约40%的经济体经常账户盈余和赤字过多，比2018年有所改善，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导致全球贸易急剧下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外部融资环境趋紧，对各国对经常账户余额的影响差异很大，会带来部分经济体进一步的外部不平衡。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相伴产生了这一轮的全球不平衡。这一轮全球不平衡的本质是跨国公司全球低成本套利导致的，来自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FDI是跨国公司形成全球生产网络的资金运转主要形式。经济的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在全球找到成本最便宜的地方来生产，甚至一个产品的各个环节都分散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区域来生产。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使得产品的研发、生产、管理和风控等能够打破了地域限制约束，而运输成本的下降也使得跨国公司生产产品的全球低成本套利策略得以有条件实施和完成。发达经济体也享受这种低成本产品带来的福利改善，其国内的零售业从全球采购，也获取了巨大的商机和利益。来自发达经济体FDI的增长是推动全球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这些跨国企业来到发展中经济体，本身具有技术、管理优势，结合发展中经济体的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是发展中经济体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比如，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进出口中的大约一半是由外资企业或者外资参与的企业完成的。

跨国公司在全球低成本套利布局的强烈意愿，新兴经济体通过开放顺应了这种资本的跨境布局生产趋势，带来了被布局经济体出口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并累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跨国公司获取了利润，尤其是美欧等大型的全球跨国公司和为这些公司提供融资安排的金融业赚取了全球低成本红利，但其普通社会阶层并没有享受到这种全球的低成本红利，工资的长期停滞和福利状况改善缓慢、甚至恶化导致了西方民粹主义运动和贸易保护主义。因此，跨国公司全球低成本套利策略是导致全球经常账户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相比经常账户不平衡，金融失衡已经成为全球失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美国主导、欧洲跟随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过度弹性使得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脱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初安排的设想：经常账户不平衡可以通过资本账户（金融账户）来融资。事实上，现有的国际金融失衡已经超越了经常账户失衡，主要原因是货币和金融的过度扩张，或称国际金融体系的过度弹性，跨境资金的流动规模已经远远大于经常账户失衡所要求的融资数量。

目前，全球金融不平衡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外部资产和负债的存量已达到历史新高，债务国和债权国都面临着各种风险。依据BIS的最新数据，截至2020年3月底，对美国以外非银行借款人的美元信贷今年1季度以年率7%的速度增长，达到12.6万亿美元，而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的信贷以年率6%的速度增长，达到3.9万亿美元。欧元区以外的非银行借款人的欧元信贷今年1季度以年率8%的速度增长，达到3.5万亿欧元。与此同时，通过IMF援助形式的美元贷款依然有强烈的需求，债务问题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未来增长最大的风险隐患之一。

金融跨境规模的膨胀与美欧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快速扩张密切相关，而次贷危机以来的低利率环境则刺激了跨境借贷的上升。相比2007年次贷危机前，次贷危机之后的美欧等经济体反危机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国际金融市场资金量快速增长。美元和欧元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货币，其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总资产经过2007-2010和2019-2020年年中两次大的扩张（图3），其中欧洲央行在2014-2016年也经历了大幅度的扩表。截止2020年8月20日，美联储总资产由2007年的约0.89万亿美元扩张到约7万亿美元；同期欧洲央行从2007年的约1.5万亿欧元上涨到2020年的6.4万亿欧元。可见，全球主要货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惊人的扩张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扩张速度。

图3、美联储及欧洲央行总资产两阶段扩表的幅度（%）

数据来源：各央行网站。注：2020年的数据是跟踪到8月份20日的数据。

在全球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双失衡的背景下，“双循环”战略无疑是推动全球再平衡发展的战略抉择。从经常账户来说，“双循环”中的国内消费大市场的挖掘有助于企业顺利实施部分出口产品转内销的营销方式，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国内大市场也会为国外产品提供市场，进口改善国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产品，在开放中去实现包容性平衡发展。“双循环”中国内要素市场的改善，尤其是资金市场的内部循环，能够提升国内储蓄-投资转换的效率，能够减少对外部资金的需求，同时长期中有利于中国经济中经常账户的平衡。因此，以国内市场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有助于推动全球的再平衡发展，也是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的战略抉择。

三、“双循环”是深挖国内大市场潜力、促经济平稳增长的战略抉择。

从分阶段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的贡献率、拉动及其波动性来看，次贷危机后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明显递减区间。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出口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1995-2001年工业制成品贸易顺差和初级产品贸易逆差之和约为1887亿美元，而2002-2008年间这一数额达到9247亿美元，后者是前者的约5倍。表1的数据显示，在这四个不同阶段中，只有2002-2008年这一时期，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的单位波动风险带来的贡献率和拉动突破了1%，分别达到1.45%和1.34%（夏普指数），出口促增长的发展战略进入了单位收益超过单位波动性的高回报期。在次贷危机爆发后，2010-2019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年均贡献率-1.45%，拉动为-0.16个百分点；而贡献率和拉动的单位波动风险带来的贡献率和拉动均为负值。因此，次贷危机之后，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已经进入了明显的递减区间。

表1、 不同阶段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的均值和波动性（标准差）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原始数据计算得到。剔除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异常值，2009年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为-42.9%，拉动为-4个百分点。

进一步从三大需求拉动GDP的增长的历史来看，由于外需存在的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会造成显著的波动性。我们将1982年以来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按照由正转负划分为8个阶段（表2），可以看出存在以下几个特点：（1）相比次贷危机之前，净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由正转负的时间周期越来越短。1982-2009年的28年可以划分为5个阶段，平均每个阶段大约5-6年；但2012-2018年7年时间就可以划分出3个阶段，平均每个阶段只有2-3年。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正拉动时间周期缩短说明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需存在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由此，短期出台的稳增长的国内宏观政策可能就与长期发展政策存在冲突，过去典型的就是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次贷危机之后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保住了经济增长率，但催生了房地产价格的暴涨、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2）1982-85年和1991-93年净出口拉动由正转负的两个时期，中国经济在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之间替代的过程中呈现出GDP和CPI的高增长和高波动，主要原因是投资过猛带来物价上涨；而在净出口拉动由正转为负的1994-2001年期间，为控制高物价，GDP和CPI依然呈现出高增长和高波动，宏观经济体现出了依靠外需的波动性。（3）尽管GDP三大拉动因素从未在连续两年出现过同步变化的格局，存在明显的波动，但在2002-2007年这一时期基本实现了所谓的“三驾马车”齐奔的局面。在这一时期GDP维持高增长、低波动以及物价水平处于合意范围，且波动小。物价比价平稳的原因除了货币因素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外需吸收了国内物价上涨的部分动能。（4）2012年之后的三个阶段，当外需由正转负时，中国经济不再重复过去靠政策刺激性投资拉动来填补外需不足的政策，投资增速相对温和，但消费变化不大，因此，整个GDP增速出现了下滑，进入了中高速增长时期，GDP增速大约为十年前的60-70%，但物价和经济增长率保持的相当平稳。

表2、 不同阶段中国经济三大需求拉动、CPI的变化以及GDP增速

注：（1）不同阶段划分方法：依据净出口对GDP拉动率在由正转负划分出8个时期以便进行对比。（2）括号中的数据为波动性（标准差）。（3）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表2的数据还揭示了另外一个重要信息，2014-2019年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投资退居第二位。2019年消费、投资、净出口拉动分别为3.5、1.9、0.7个百分点。2020年上半年由于疫情的巨大冲击，投资出现了负增长，消费成为GDP贡献的核心力量，2020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181.4%，资本形成贡献率为-9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为12.5%。因此，稳定的消费和追求高质量的投资已经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两大重要支柱。

2020年新冠肺炎将对全球经济将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冲击，再加上2018年以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不断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对全球贸易和增长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悄然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双循环”中以国内大市场为主体的发展战略就是为了深挖国内大市场潜力、降低中国宏观经济依靠外需导致的波动性和脆弱性。以国内大市场为主体有两个最基本的含义：第一、技术创新是同时实现全球竞争力和产业链安全两大目标的基础手段，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是持续的技术创新。国内市场大循环并不是指社会生产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包括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这个过程循环往复的在国内完成；如果这一过程始终在国内完成，就是封闭的国内大循环。“双循环”强调的是开放条件下的国内大循环，挖掘国内大市场潜力必须具备全球竞争意识；挖掘国内大市场潜力必须具备安全意识。开放条件下产业链的安全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防范的重点风险，“卡脖子”技术，比如芯片等，生产技术和生产环节须有重大突破，形成自己稳健的产业链。第二、把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压舱石”。创造更多的就业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同时要逐步调整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涵养出更大规模的中产阶层来提升消费。因此，深挖国内大市场潜力就可以降低中国经济依靠外需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波动性。

四、“双循环”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开放的战略抉择。

《824讲话》中指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循环。我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因此，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开放是双向开放，在互惠开放中实现包容性增长。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也走过资源型出口的路。在制造业尚没有形成国际竞争力之前，中国也是靠初级产品出口顺差和制造业（资本品）逆差的慢慢发展起来的，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世界制造重要的中心或者平台之一。形成了以中国制造为重要主体的中日韩东北亚全球生产区域，与北美、欧洲共同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三大经济区，占据了全球GDP的70%。

1988年中国利用外资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10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成为全球吸引外资的重要场所。中国的开放越来越大，2000-2009年的1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大约6800亿美元，比前20年实际利用外资还要多。尤其是次贷危机之后的1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2万亿美元（图4）。外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出口的重要力量。1997年外资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46.9%，2006年达到高峰，占比为58.9%，到201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39.9%。1997-2019年外资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年均占比为50.5%，这23年期间，外资进出口占据了中国经济进出口的一半还要略强。

图4、三阶段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开放带来外资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经济的出口结构。外资企业很多采取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加工贸易就成为中国经济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商务部网站的数据，2012年底中国经济进出口中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比例高达65.6%，到2020年4月这一比例下降至41.9%，最低的2019年年末只有40.4%（图5）。加工贸易占比下降的过程是中国出口贸易国内产业链逐步完善的过程，是国内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过程，也是走向高质量开放的过程。

图5、中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占一般贸易的比例（%）

注：2020年是4月份的数据，其余均为年底12月份的数据。数据来源：商务部网站：http://data.mofcom.gov.cn/hwmy/imexTradeMethod.shtml.

尽管中国外贸依存度大幅度下降，但中国目前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正是由于出口贸易结构的问题，中国出口份额在国际占比和出口增加值的国际占比不对称，出口经济的附加值还不够高。图6显示了2001-2016年全球重要经济体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占世界比例的变化。2010-201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占世界高技术进口的19%，出口占比为24%，已经超过EU的进口的18%、出口的17%的比例；也超过美国进口的14%、出口的12%的比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经济体。

图6、几大经济体高技术进口和出口占世界进口和出口的比例（%）

注：采用了年度简单均值。数据来源：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 Exports and imports of high-technology products, by region, country, or economy: 2001–16,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8.

从占比变化的趋势来看，与2001-2009年相比，2010-2016年美、欧高技术进出口在全球的占比都是下降的，日本保持稳定，进出口占比都保持在6%左右，只有中国的高技术进出口全球占比得到了较快的增长，这充分体现了高质量开放发展的趋势。

但从制造业高技术的增加值来看，2010-2016年美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仍占据了世界高技术制造业的30%，比2001-2009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2010-2016年EU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据了世界高技术制造业的17%，比2001-2009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2010-2016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据了世界高技术制造业的19%，比2001-2009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图7）。考虑到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产值、出口份额和就业规模，中国经济中高技术制造业的人均增加值要远低于美国和EU的高技术制造业，但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进步速度是惊人的，2010-2016年出口份额世界第一，增加值世界第二，超越EU。制造业的巨大进步与开放密切相关。

图7、美国、EU和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

注：采用了年度简单均值。数据来源：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 Value added of HT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by region, country, or economy: 2001–16,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8.

与制造业的长足进步相比，中国金融业的开放显得薄弱了不少。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增加值在全球金融服务业中的增加值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2010-2016年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增加值占全球金融服务业增加值的约17%，这一数据低于美国的约28%和EU的20%，但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金融大国。  

图8、部分经济体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球金融服务业增加值的比例（%）

数据来源：Value added of financial services, by region, country, or economy: 2001–16,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8.

但如果放在开放条件下来看，中国大陆（不包括中国香港）金融业主要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循环。2008-2016年中国金融服务业出口在世界的占比为1.38%，其中2016年达到1.82%。与EU、美国占比约36%和28%相比差距很大。尽管EU金融服务业出口全球第一，但金融业的附加值比美国差不少（图8），美国依靠强大的国内资本市场，其2010-2016年金融服务业增加值比EU要高出8.5个百分点。金融服务业的出口与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需要提高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大力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实施高质量的开放，同时加大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方式，都有利于人民币渐进、稳健的国际化进程。

图9、主要金融中心和中国大陆金融服务业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

数据来源：OECD,Exports and imports of financial services, by selected region, country, or economy: 2008–16,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8.

五、“双循环”是中国经济的新开放政治经济学。

习总书记在《824讲话》中指出，“内循环的关键是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因此，国内大市场就是要依靠更加市场化的竞争与创新，逐步破除行业准入等制度障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一系列鼓励创新的制度安排，比如专利制度、薪酬制度等来推动科技的发展，强化长期性的基础研究，为创新夯实基础。

同时，国内大市场也必须形成稳健、强劲的消费力量。中国经济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消费已经是中国经济稳健增长的“压舱石”。通过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强调市场化要素收入初次分配的重要地位，并通过财税体制的改革来促进收入的公平分配，就能涵养出更大规模的中产阶层来稳定社会消费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824讲话》中也指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循环”。中国经济坚持对外更高质量的开放、更平衡的开放，强调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强调互惠、包容性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高质量开放进程，尤其是今年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呈现出了相当大的力度，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

以国内为主体的大循环绝不是20世纪50-60年代发展经济学曾经倡导过的进口替代战略。事实上，进口替代战略在发展经济学的历史中从来没有成功过，即使是其主要的倡导者后期也对这种发展战略持怀疑态度。因为只有在开放条件下，以国内大市场为主体的大循环才有更高的竞争性和更高的效率提升。

以国内为主体的大循环也绝不是完全抛弃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稳外资、稳外贸依然是长期战略。几十年的经验表明，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的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只有出口到国际市场才能真正感受到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感受到国际市场技术进步带来的压力，从而带来更快、更强的技术进步。

“双循环”强调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者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平衡好国内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发展，而不再是单纯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单纯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容易导致国内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非平衡发展，带来资源的过分倾斜和收入分配的不均衡。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中国经济靠改革开放、靠辛苦劳作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成就。但“几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彼此消长的态势”，尤其是以美国为主的逆全球化行为使得全球化的红利进入了递减区域，世界经济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朗普一意孤行的强调“美国优先”、漠视全球分工的好处，用制造业回归、关税、技术禁售、打压中国企业等非市场化手段改变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的改变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次贷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主动进入了调整模式，更加依靠内需的增长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双循环”战略是一个高度的概括和总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双循环”战略展现了中国经济促进全球平衡发展、包容发展的价值观，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对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深度思考和精辟诠释，更是对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了的深刻理解与运用。“双循环”战略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思想在开放体系下的创新发展和运用，是中国经济的新开放政治经济学。

文章来源于中国宏观经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