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第三季度宏观经济报告指出，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立、新型的全球分工格局已经出现、人口结构逐渐向老龄化社会过渡，中国在完成城市化进程加速期和重化工化阶段的同时，经济增长的传统支撑点“已可能”转向“消费率提升”、“城市化加速”、“服务业发展”、“技术创新与技术深化”以及“社会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5个方面。
　　

报告指出，在上述这些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未来仍有巨大的挖掘潜力，也正是机会所在。有计量数据表明，中国消费率每提高1%，GDP增速的提高将达到1.5~2.7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提升2.25个百分点；服务业占比每提升1个百分点，可带来经济增长提高2个多百分点。
　　

在增长轨迹转变与新增长源泉的支撑下，中国经济增长一方面依然具有高速经济增长的态势，另一方面也将出现总体缓慢下降的趋势，中国经济将步入一个较长时期的“次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年平均增长率将由未来3年的

9%左右逐步回落，到2020年之后降为7.5%左右。
　　

对未来“次高速经济增长”的要素分解表明，未来各种要素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发生巨大变化，资本因素将下降，而技术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大幅度提升，劳动因素将在15年左右的平稳期后出现上扬的态势，但从绝对额来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依然具有的“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与高速度”的特色。
　　

从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来看，未来“次高速经济增长”将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出现，但调整的速度较慢，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与增长方式的转换并不会同时出现。与此同时，调整的模式具有明显的需求先导型、产业内部深化等特点。
　　

报告提出7点对策，希望我国更加注重以经济转型和培育新增长源为着力点兼顾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扩大居民收入占比，建立有利于提高消费率的消费需求刺激政策，形成以内需为主的需求结构；积极、稳健推进城市化进程，探索并推进农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的资产化将扩大城市化的资本供给，进而扩大国内需求；构建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安全网；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结构转型；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扩大就业和培养中等收入阶层的产业载体；积极建设公共财政。
　　

改革开放30年来投资需求始终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但从增长的边际因素角度来看，投资需求和外部需求是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以来，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拉动作用明显。而与国际比较，中国的最终需求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这3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和基础主要在于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人口红利、以及高储蓄高投资等5大载体。这些载体在中国30年高速增长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和发展趋势。（图1）（表1）
　　

市场化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中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平均贡献率达到15.89%。到“次高速时期”，以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政府体制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将取代以价格改革、企业改革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并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制度性动力来源。（图2）
　　

同时，我国工业化已达到重化工化的顶点，工业占比已经达到历史和国际的高位。人口红利逐渐衰竭，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削弱，我国较长时期内依靠人口红利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将不复返。（图3）
　　

我国消费存在大幅度提升的空间，由“投资大国”、“制造大国”以及“高储蓄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第一边际推动力。计量数据表明，中国消费率每提高1%，带来GDP增速的提高将达到1.5~2.7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长期下降趋势是导致居民消费不足的核心原因。尤其居民的财产收入中主要是利息收入，红利收入很少，这使居民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给企业带来的利润增长。（图4）（表2）
　　

此外，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重要载体和源泉，是促进投资、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和国内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提升2.25个百分点。（图5）
　　

服务业提升的空间巨大，未来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的根本来自于消费需求的提升以及生产型服务业围绕制造业的展开与深化，最终形成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图6）（表3）
　　

（文章及数据图表取自中国人民大学第三季度宏观经济报告，文字内容本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