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作为国家级高端智囊团，有哪些创新性的制度建立？相比世界上一流的智库，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在经济领域，未来的减税空间还有多大？下一步防控金融风险的着力点应在哪？凤凰网《政对面》第20期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智库工作主管校领导刘元春。

以下是《政对面》对话刘元春实录精编：

政对面：2018年是人大国发院建立五周年，您作为首任执行院长，如何看待这五年来人大国发院走过的关键历程？而且作为国家级的智库，国发院的未来发展有什么规划？

刘元春：我们国发院是2013年6月建立的，初衷是要整合人民大学的学科资源，建立一个跨学院、跨学科的研究平台。这个研究平台很重要的导向是响应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号召。国家的谋篇布局非常重要，因此人民大学就根据这个号召进行了一些落地性的设计。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是我们在十年智库规划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经过2013年6月份的筹建，组建整个专报系统，构建智库转化平台、生产平台、推广平台以及公共外交平台等，使它拥有了一个现代化智库的基本雏形。

经过2013年和2014年的建设，在2015年12月我们成功入选了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这个入选对于国发院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我们真正进入了国家咨询和政府咨询的最高平台。利用这个平台，我们能够跟中办、国办以及九家决策机构，通过高端智库理事会以及我们的专报体系，建立与政策需求对接的体系。这个体系建设对于智库来说，是它的生命线。

为了满足新型智库的要求，我们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这些创新全面理顺了我们的机制体制，也全面改变了传统研究所的格局，使它能够按照智库运行规律来做事。比如我们建立了基金制，改变了过去做课题的资金供应模式。成果购买制改变了需要花费两三年做一个课题的传统科研模式。这些体系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使国发院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国家能够信任和依靠的高端智库。

我们围绕着国家所急需解决的一些战略性问题、政策性问题和思想上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智库研究、智库报送和智库宣传，起到了资政启民，引领社会和引领公共外交的作用。

未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进一步建立起整套的、“顶天立地”的智库生产体系。一方面进一步与国家的决策机构进行供需对接，另一方面我们要真正的对基层创新和基层实践进行全面研究，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扎根中国大地，扎根实践来提出问题、提出思路、提出战略和提出方案。在中间层，我们要进一步地利用人民大学这些类别齐全、实力雄厚的学科资源和研究基础，让“立地”和“顶天”能够很好的对接，真正展现我们高端智库的中国特色和高校特色。

当然这个目标是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构建的。人大国发院必须成为世界一流的智库，要在世界上有话语权，要在世界智库体系里有影响力，能够为世界的发展，为国际问题的治理和社会进步提出战略性的思路和解决方案，所以成为世界一流智库是我们的核心目标。

政对面：你刚刚谈到设立了基金制，还有成果购买制等一系列创新。你觉得这些举措是否能够更好地激发智库活力，同时激发智库人员在对于智力贡献和整个调研报告的创新的活力呢？

刘元春：智库的核心是智。不少学者批评，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有库无智”，搭台多，唱戏少，我们要改变这样种状况。那么如何能使一些有思想、有学术、有实践经验和执政经验的人才进入我们的智库平台，从而为国家提供所急需的战略和对策，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我们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建立中国特色的“旋转门”。首先是筛选一些在大学里有大量学术积淀和社会调研基础的学者进入我们的智库，让他们按照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行对策性的研究。我们这个“旋转门”是让他们能进去，同时还能够动态调整。其次是我们通过建立智库研究员的体系，使在国家机构有从政经验的中高级干部全职入驻到国发院来。目前我们有三位在各个单位里担任局级干部的学者型领导全职入驻我们的国发院，成为我们的研究员。再次，是我们要从国际上吸引一批有执政经验，有公共外交经验，有学术基础的政府官员或者社会名流进入我们的智库体系。目前，我们已经聘请了几十位国际政要和社会名流进入我们的国发院做兼职研究员。

第二个很重要的创新是我们建立了一个能够让大家愿意咨政的内部激励体系。以往很多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的学者希望能够报国，但是如果没有一套激励体系，他们的行为就难以持续。所以我们在人民大学里面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来建立这种激励体系。第一个改革是我们将智库成果纳入到科研考评体系里，承认智库研究是我们大学科研活动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建立成果购买制，我们能够按照不同的类型，购买学者跟国家提出的短平快的政策建议和战略性的建议。第三个是通过建立基金制，解决我们传统财政资金在资助智库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问题。比如我们把一些社会捐赠，通过委托理财，把其中的基金收益拿来运转我们的智库，使智库的基金有了永续化的基础，同时也保证了资金在公共外交、人员费用和劳务费用上的灵活运用。

因此这些激励体系的建立，一方面在精神上肯定了智库人员的价值；另一方面在物资上也给予全面的奖励，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保证了我们高端智库高质量成果的产出。

政对面：你刚刚谈到一个重点是国家级的智库要发挥“顶天立地”的作用。那智库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左右一个决策的出台和最终的执行？

刘元春：智库首先要“顶天”，就要与决策层思考有一个很好的供需对接，才能够真正的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的脉搏和问题，然后给出答案。但资政一定要有敬畏心和理想性，如果说决策层采纳了我们的谏言，但我们的谏言没有经过扎实的社会调研、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是没有科学性的，不仅没有起到服务政府、服务社会的作用，反而把政府和社会误导了。因此扎实的学术研究，扎实的基层调研和社会实践就非常重要，我们目前建立了几大支撑体系：

第一个大的支撑体系是我们专门有一个社会数据调查系统，这个系统在全国有2000个抽样点。我们也有专门的电话调查系统、案例中心和千人百村的社会实践。这样能保证我们得到一手数据，也能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第二个也是很重要的创新，就是我们的高端智库在基层建立了专门的观测点。例如在宜宾、青岛、深圳、河南等建立了分院。我们要求一些教师和智库研究员要到这些地方蹲点，带着他们的问题去考察基层。比如我们现有的政策如何在基层落地？我们的政策构思能不能在基层得到很好的运行？基层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等等。

由此，我们的高端智库架起了联系基层和上层决策之间的桥梁，这个桥梁具有独立性，以国家和民族发展为最基本的价值导向。因此，智库要跟党和国家提出真问题、真经验和真思路，为党、国家和民族进行服务。

我们这样的高校智库有着价值中立性和价值独立性。所以在真正做到“顶天立地”时，就可以抛弃很多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真实地反映情况，给出具有科学性的战略方案和政策举措。高端智库在高校落地是有战略意义的，它会突破传统政府型智库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能够摆脱民间智库价值导向中信不过、靠不住的一些疑虑。

政对面：相比世界上一流的智库来说，你认为目前中国的国家级智库的差距在哪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刘元春：最关键的是要进行机制体制的创新，使有智慧的人能够聚集在智库平台并发挥他们的作用。目前来讲智库的科学性还不够，他们的信息来源非常有限，因为一些真正有学术涵养，有执政经验，又有情怀的人没被吸引到这个平台上。原因是一些机制体制对他们产生了约束，比如一些学者可能要出国，还有经费支持的问题也存在很多限制性。一些政府型的智库很难独立，他们往往是按照长官意志来进行研究的，这也是为什么党中央和国务院所提供的一些报告往往带有一些部门的利益和偏见。

所以目前我们智库的发展理念是，第一，国家基础信息和基础数据如何与高端智库进行全面共享，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它的人才激励体系能不能不拘一格来进行全面的改革；第三，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智库一拥而上的状况，因为不是任何机构都能够成为智库的。

在总书记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6年来，智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智库整体的生产体系还不完备，它的支撑体系还存在非常多欠缺。当然，像欧美这些国家的很多智库已经建立了一百多年，所以我们还需要时间，要按照正确的方向和指引，一步步建设中国特色的高端智库。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作为国家级高端智囊团，有哪些创新性的制度建立？相比世界上一流的智库，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在经济领域，未来的减税空间还有多大？下一步防控金融风险的着力点应在哪？凤凰网《政对面》第20期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智库工作主管校领导刘元春。

政对面：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大家可能经常提的一句话是强调“把改革进行到底”。那什么才是这个“底”？是解决改革之前遗留的一系列问题？还是主要在改40年改革当中出现的新问题？

刘元春：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和十九大精神，我们的改革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使中国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所以我们的“底”，就是指在制度上要现代化，治理体系要建立，并且治理体系也要协调。

当然，制度永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特别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我们的经济制度要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一系列的调整，所以它永远是一个矛盾的过程。我们不仅要面对过去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没有改革的一些硬骨头，同时还要面对在改革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改革无止境，但改革中也有一些阶段性的任务。比如我们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就要进行攻坚克难，全面启动第二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个要聚焦到一个基础性问题，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核心依然是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然而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核心不在于市场本身的改革，而在于政府的改革。我们要在进一步放管服的过程中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重构，使市场的空间得到拓展，在拓展中进一步地完善。实际上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改革思想和改革理念已经很明确了。政府的职能必须再定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

当然围绕这个核心任务我们还要展开，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基础性工作。前一段围绕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改革，总书记、刘鹤副总理和各级领导都全面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因此如果让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做优、做大、做强，关键一环依然是改革。

另外，民营企业应当在政府的支持下，使产权能够得到完全的保护，使生存空间能够得到扩展。我们需要的改革是一个基础性的、引领性的、全局性的，是中国经济周期的发展都预测到的，只要我们有效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有和民营，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关系，我们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的生产力就能够得到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得到巩固，所以这个共识大家是很明确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政府职能的重构和权力的重新界定，包括我们目前推出的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等，实际上隐含着重大的改革，就是财税体制改革。它是界定政府利益，政府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边界的重要核心。所以财税体制如果不改革，政府的体制和职能要想真正的重构是很难的。

在这几个点的基础上，我们的金融改革也不容忽视，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资源配置的关键依然在于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行为，而不在于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行为。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面临软约束的时候，恰恰是资源配置效益低的时候，而软约束放大时，则是我们各种政府信用极具膨胀的时候。因此如果我们对政府行为和国有企业行为没有严约束，而简单地对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有硬约束的话，解决不了金融资源配置之间软约束所带来的扭曲，反而会导致我们在加强监管过程中出现一系列流动性风险，和在金融调整中触动一些新的风险。

政对面：刚才谈了这么多需要改革的方面，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但是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此，你认为改革过程应如何把握节奏，或者说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

刘元春：我们的改革第一要抓住重点；第二要讲究秩序；第三在秩序的基础上要有科学的方法。下一步的改革应该在十九大之后已经开始拉开了第二轮的序幕，我们也必将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调整中，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在下一步的财税体制改革中，以及我们马上要启动的收入分配改革中得到很好的展现。

实际上一场大改革有它的关键逻辑，也就是要有改革的权威，必须要有大破大立的试点，同时还要有可以顺畅实施的励志体制和改革实施的内生激励体系。如果这几个条件没有，而贸然进行大调整或大改革的话，反而会出问题。

所以十八大以来，我们进行了政治生态的净化，使很多政府官员不乱干预，这是我们进行大改革的基础。然后才是我们要寻找到在经济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的点，目前这个点可能已经到来，我们外部有贸易战，内部有攻坚战，双重叠加会导致很多问题开始显现。我们从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然后到2015年11月份，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说我们在进行一些深度改革、关键性改革、基础性改革和引领性改革上已经做了很多铺垫，大家已经开始认识到哪些是凸显的问题，哪些是我们下一步必须重点进行突破的问题，大家开始形成共识，形成一些新的方法论和新的路径。所以我们在一些改革上面不能慢也不能急，要有科学的规划和全面的认识。

政对面：金融创新比较火热的时候，往往也是金融诈骗比较集中的时候，目前中国出现了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等金融领域的创新，同时也出现了e租宝等骗局。其实之前这些都是有预兆的，而且也发出了警告的声音，但还是出现了金融风险，只是没有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系列燃爆，你如何来评判这些事情？下一步我们继续防控这种金融风险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些地方？

刘元春：我们过去在经济上行期和金融上行周期积累了很多问题和风险，我们必须要经过改革和治理整顿，使这些风险能够得到软着陆和软释放。因此，我们的底线控制非常重要。一些局部问题爆发出来，然后国家进行治理整顿是必然的现象。所以包括E租宝、泛亚、3M，包括2018年P2P的这种大规模的爆仓，实际上都是我们整顿过程中进行的有序的金融风险释放。只要不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一些局部范围内的局部环节上出现的问题，恰恰是我们在调整改革深化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改变资源配置的模式，才能在规则上真正得到提升。

所以我们要正确认识，因为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在金融周期的下行阶段，特别是进行“六稳”的操控中，对新旧动能要进行加速转换时就会有风险暴露。过去出现和没出现过的问题在未来都有可能出现。我们一定要有攻坚战的意识，要有风险意识。未来我们要度过两个大的关口，一个是风险关，另一个是转型关。我们只要在底线范畴之内，对于很多问题可以有一定的容忍性，要有战略定力和战略把控力。

政对面：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在建立更加普惠的金融创新或金融平台的时候，特别是在金融经济下行的周期，你觉得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刘元春：金融的快速发展永远会与金融监管和创新之间形成一种矛盾，这种辩证的矛盾实际上是发展中的必然现象。过去我们的互联网金融在野蛮生长，类似P2P的平台都是没有按照严格的规范来运营的。这里一方面有监管的缺失和扭曲，另一方面也有民众的投机心理，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是非常明显的缺陷，甚至是陷阱，但是我们也都跳进去了。所以在这里也要告诉民众，要想真正的进行投资并获得良好的收益，必须要有专业素养。

在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中，我们要总结教训，这个教训就是以制度监管为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要。第二个是要进行投资者教育。第三个是金融的发展必须要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匹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进行自我空转，这个战略要把握清楚。

我们国家作为一个赶超型的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有很科学的战略基础，而不是美国有什么我就要有什么，否则金融化、泡沫化、空心化就会很严重。同时会使大量民众受损，对整个社会的调整和改革形成一些阻力。

政对面：中国近来宣布了一系列金融放开的措施，具体的举措什么时候能够出台？另外，无论是从内外部环境来看，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压力似乎也在加大，如何进行更好的平衡？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刘元春：2018年总书记在博鳌论坛已经提出了金融进一步开放的几大举措，应当说这些举措会是一个新的台阶。方向是毫不动摇的，但是方法和举措可能需要实际的把握。特别是目前人民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资本外逃也受到一定的压力，所以必须要在汇率制度上进行进一步改革。对于资本监管体系要进一步完善，同时对于金融机构的内控要做出调整，还要提升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性。

从目前来看，我们正处于一个风险暴露的时间段，尤其是一些中小型的金融机构，还处于风险暴露中，因此我们对于风险资本的开放可能要审慎。甚至有些专家提出，对一些风险资本的国际性流动要征收边际性税率，也就是说只要达到某一个额度，就要对它征收不同档次的交易税。另外，更重要的一个是我们要大规模的培育安全型资产。

像我们的国债，规模还是太小，一些优质公司的股票，也要进行稳定风控体系的改革。这样才能使风险性资本稳住，让安全性资本走出去，在全球进行金融资源的配置里才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所以，特别是明年，围绕着金融开放的一些举措的落地，我们在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战略性重构必须要到位。

原文转自https://pl.ifeng.com/c/7jU5kCuXsX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