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问题是当今中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你只要浏览各级党委与政府文件就会发现，不断有新的概念出现；各级政府对区域经济研究的需求增大，许多非区域经济学学科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或研究区域经济问题。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相关。区域问题既是本地事，也关乎家事，更关涉国事与天下事。

本文致力于用尽可能通俗的语言说明问题区域（穷者堵者与老者）的本质、演变过程和区域分工的基本原理，以便一般的非经济学专业出身的读者朋友能看明白相关决策动向与学术争论。

1.穷者、堵者与老者的本质及其咸聚过程

先交待本文的主人公。

穷者——落后区域，又称落后地区，是有史以来一直在贫困落后中挣扎的地区，老百姓穷，当地政府也缺钱。贫困地区是落后地区中的落后地区。

堵者——膨胀区域，又称城市病突出区域、过度集聚区域或过度增长区域，是经济活动和人口集聚过度的城市地区。首都与重要经济中心是堵病突出的地区。

老者——萧条区域，又称老工业基地或老工业中心，是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的发展历史，在技术、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一度领跑整个国家甚至是世界的地区，但巅峰时期的繁荣与控制力遮蔽了潜在的危机，内部的固步自封和外部崛起造成的冲击与压力导致其从神坛上跌落，每况愈下。

上述三者在学术上统称为问题区域，西方学术界也用危机区域、困难区域以及非优势区域等概念称呼这三者。就像人与其他生命有机体会得病一样，区域也会生病，上述三者是患有区域病的地区。那么，这三者各有何种特殊的致病原因呢？

穷者在地理分布上有突出的特点，要么是农业为主的地区，要么是自然条件极端的地区。无论在哪个国家，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总是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虽然少数发达国家的农业地区并不穷，但相对落后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自然条件极端要么是指地理环境恶劣，要么是指地区位置偏远。北极地区、高原缺氧地区、泥石流频发地区以及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等都是典型的自然条件极端的地区。边远地区是地理位置远离经济中心因而很难接受到城市辐射的地区。中国经常用“老少边穷”这一概念代指穷者，包括革命老区、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边远地区与贫困地区。这个概念实际上有问题的，因为其所指的四者有交叉，并不是并列关系。穷者存在的原因比较简单，主要是由于其缺乏良性发展和现代化的基本条件。针对穷者，中央政府的第一要务是救济，以使这类区域中的人生活得有人的尊严，其次才是通过开发努力改善其区位条件与发展水平。政府对穷者扶持终止的时间点是穷者达到了“自立发展”的水平。所谓自立发展，是一个专门的区域经济学学术概念，类似于人靠自己的双脚而不是拐棍或他人扶持而行走，区域自立发展是区域依靠自身的机能融入整个国家甚至是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国要使目前的贫困地区在2020年摘帽，任重道远。

堵者均为城市，世界上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都存在这种城市。堵者的出现是物极必反的结果。一座如日中天的城市，往往对经济活动与其他地区的人口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经济活动与人口的向心集聚，一方面导致城市规模效应增大，即随着城市人口数量、市区面积和GDP扩张，单位投入所获得的回报不断增大；另一方面，会逐渐出现拥堵问题，每个人、每个经济活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其他人或经济活动的生活与生产，这就是学者所说的负外部性。城市的条件优越导致集聚，而集聚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拥堵，而且拥堵问题会加速放大进而导致分散力出现，这是城市发展空间格局变化的动态过程。拥挤问题极其严重的堵者若不及时有效分散疏解，便有可能因堵而致萧条，这是一种可怕的前景。

老者都是国家内工业化起步较早或最早的地区，无一例外。老者在辉煌时期对经济活动与人口的吸引力不亚于当下的堵者。世界上曾经率先发动工业革命的地区几乎都成了老者，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谚语所阐明的盛衰兴替和变化无常。老者致病，有其自身机能老化的原因，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外部崛起产生了其承受不起的竞争冲击与压力。老者也曾经年轻气盛，也曾有过八面威风的荣光，彼时的老者很难自省自身潜在的问题，而在其无限风光之际，外部区域发动的新的技术与产业革命正在悄然累积改变其命运的力量。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好说难做。世界上曾经发动过第一次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城市绝大部分都是倒在了外部竞争之下。我曾经考察过英国与法国的老者，让我用亲身经历告诉你什么是“鬼城”吧。在英法鬼城住一晚上，你就会真的能听到类似于鬼哭狼嚎的声音。这些城市曾经发动创新并推高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外部竞争的压迫下其主导产业竞争力下降，企业纷纷倒闭，大量厂房与办公楼遭弃用，人去楼空。城市人口大量外流之后，城市建筑物长期失修，每当刮风之时松动的门窗便噼啪作响，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类似鬼叫的声音，因而这类老者被形象地称为鬼城。国内外有不少记者将中国郑州的郑东新区、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区以及贵阳的金阳新区等称作鬼城，纯属外行言论。与世界上典型的萧条区域比较，中国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有未老先衰之特征。所谓未老先衰是指目前的老工业基地兴盛时并未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就因外部冲击而逐步地位下降了，这与特定的制度环境有关，也与东北地区对改革开放不敏感有关。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地区用大量的煤炭、钢铁、木材以及水泥等为全国许多其他地区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与牺牲，而在几次转轨的浪潮中东北地区被拉下了。中央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替那些曾经得到东北地区好处的地区在“还债”，但东北地区决不能因此而心安理得或安之若命。发奋图强以重振雄风，应为当代东北人之不懈追求。而且，千万不能对振兴抱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必须守正笃实，久久为功。

如今，中国已经是穷者、堵者与老者咸聚。这便是为何2003年中央提出“统筹区域发展”要求的原因。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这种病者咸聚是如何演变的？多种病并发是不是因为改革开放出了问题？前一问题在这里回答，后一问题留待下一部分分析。

关于演变过程，用一张图能说明清楚。图1是我给博士与硕士研究生讲课时必讲的，我在国内外许多场合演讲时都使用这张图。在讲解图1前顺便讲一个笑话。2013年我在日本作学术报告时，日本一个研究所的负责人问了一个问题：为何图中上面两个框比下面两个框高？我告诉他因为上面有两行字而下面只有一行字。日本人幽默吧？

下面言归正传。

 

图1 不同区域战略时期的主要区域问题

图1中的五条竖线分别代表1965年、1973年、1979年、1992年与2007年，六阶段战略时期是我研究中国区域战略演变后提出的划分，这一划分与流行的观点不同。穷者从1949年以来一直存在（之前更是如此），穷者的存在较普遍且根深蒂固，与之相伴的问题是不平衡的空间布局与不均衡的发展。区域差距明显扩大始于改革开放以后，时间节点为1979年。在此之前，受计划经济影响，地方缺乏发展经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因而区域差距并不大。堵者与老者出现的时间节点是1992年，这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关。1992年之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区域之间的竞争虽然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但那时的竞争并不完全受市场驱动。1992年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后，区域竞争加剧，区域格局出现重大变化：大城市加速集聚，老工业基地老态凸现，而落后地区则被越抛越远。堵者与老者的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

2.穷者、堵者与老者并存的现状及评价

穷者、堵者与老者都分布在什么地方？我还是用自己制作的课件图来回答这个问题，见图2。

 

图2 中国的区域病分布

中国的穷者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堵者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老者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而中部六省兼有穷者堵者与老者。图2只是大致按四大板块（又称四大战略区域）反映了区域病的分布，并不表明整个战略区域都得了区域病。如果缩小区域的范围，即缩小考察问题的空间尺度，则会发现三者几乎在每个战略区域都能找到。例如，西部地区也有堵车的城市与老工业基地，成都、重庆、西安等西部地区城市不堵吗？甘肃的白银与天水、重庆的涪陵、陕西的咸阳与宝鸡以及内蒙古的包头等也是老工业基地。而且，老是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即便不是老工业基地的工业城市，都终究会有一天步入老年期。再如，东部地区也存在落后地区，北京与天津周边的环京津贫困带就是典型的落后地区。因此，中央政府在制定区域政策时，不能将战略区域当作基本空间单元。早在2003年，我曾经建议将西部地区的落后区域政策与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政策延伸至中部地区，理由是中部地区也存在许多穷者与老者，后来这一建议被2006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0号)采纳。

总体而言，中国穷者堵者与老者并存已经很多年了。多种患病区域并存表明改革开放搞糟了吗？区域病是耶非耶？

我曾经在课堂上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时，下午五点后随意在东门前的马路中间坐着聊天，不用担心有车来压死你；现在如果你敢晚上十二点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东门或西门外的马路上躺十分钟，我就给你一百万，估计你是无法消受这一百万的，因为十分钟之内肯定有车开过。开这个玩笑是想说明北京城市的沧桑巨变，并对城市病给出一个客观的评价。你是喜欢当年发展水平低车少的北京，还是喜欢高度发达拥堵不堪的北京？这个问题很难有共识。

推而广之，可以总结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要进步，就必然会出现区域病并发的现象，区域病本身并不是好事，但区域病的并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整体在进步。试想一个问题吧，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北京与其他城市的居民想吃肉都是一种奢望，每月挣几十元钱就心满意足了，那时的确不存在堵的问题，可那种短缺无处不在的状况需要继续吗？你愿意回到那个时代吗？再说说老者吧。如果没有其他区域超越老工业基地当年的高度，中央政府拿什么去扶持老者？老者历久不老，于老者是大好事，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这个国家整体缺乏活力，于国家民族而言这是可悲的。只有其他区域超越老者，才能给老者以不进则退的压力并因而形成革故鼎新的动力，整个国家才能形成你追我赶的向上发展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说，老者用得着怨天尤人，破罐破摔吗？清代诗人赵翼曾豪迈地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将这句诗改几个字，便可用来展望在世界舞台上冉冉升起的中华民族的未来区域格局：中华代有强区出，轮番风骚数百年！

诚然，穷者堵者与老者并存有一定的必然性，表明国家在进步，但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无所作为，也不意味着我们还可以沿用过去的区域管理办法。治疗区域病，不能眼睛一味向内，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3.区域分工合作是综合治疗区域病的不二选择

穷堵老三类病的治疗需要相关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共同努力，同时也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市场与政府缺一不可。在区域经济领域，政府与市场的合力点便是区域分工合作。

在讨论区域分工合作之前，有必要简要分析一下“林张之争”。在围绕产业政策的争论中，林毅夫教授坚持重视产业政策，而张维迎教授否认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理论上说，我旗帜鲜明地赞成林毅夫教授的观点。这里不作过于理论化的复杂分析，只就事实与治疗区域病来分析支持理由。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没有产业政策，中国自古便有之，而且有些产业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国家或地方经济发展。例如，早在中国战国时期，?商鞅自卫国入秦国后，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衡和建立县制等一系列变法求新的策略，其“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不就是产业政策吗？站在现今看重农抑商是不正确的，可在2000多年前正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将秦国发展成为了当时的最富强国家，并为之后秦灭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曾称商鞅为“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而且是首屈一指（参见1912年毛泽东中学时代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仅就此一例而言，你能否认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吗？再者，日本能从二战后的废墟中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强国，离得开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吗？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产业结构高度化，正是日本制定的产业政策得当才使得其于上世纪70年代就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且在80年代日本曾经达到了睥睨天下的程度。这个例子能说明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吗？当然，不得不承认有许多产业政策不成功的案例，但据此就得因噎废食吗？治疗区域病，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通过规划合理确定问题区域产业发展思路与方向，需要中央政策的产业引导与扶持，这是世界上存在突出区域病的国家的通行做法，不论其是何种制度的国家。区域政策必定含有产业引导的内容，这是我提及产业政策的原因。

规划问题区域的发展方向，无疑会涉及区域间产业分工与合作。众所周知，确定区域的发展方向必须充分了解地区优势。而且只有通过区域分工，才能发挥地区优势。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一个区域生产所有生活用品或生产资料是不可能的，生产越来越离不开区域合作。即便是一个小的产品，也需要多区域配合。例如，曾经风靡一时的玩具小猎狗托普尔的零部件来自许多地区，见图3。一个小玩具的生产尚且需要许多地区的分工与合作，复杂的设备制造就更不用提了。

 

图3 小猎狗托普尔(Topper the Trick Terrier)

区域分工需要区域贸易的配合，是区域竞争的产物，而区域竞争的外在化既有可能表现为区域冲突，也有可能表现为区域合作。区域分工、区域贸易、区域冲突与合作都会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关系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最核心的关切——区域利益。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很难用通俗的语言表述，我制作了一张图来简要反映他们之间的关系，见图4。区域分工是区域经济关系形成的基础，并决定区域合作或冲突的行为选择。

 

图4 区域分工对区域发展的作用原理

那么，为了合理分工，是否有必要识别出区域优势呢？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框架适用于分析面临不同类型问题的区域的分工呢？

识别问题区域的优势并提出针对性政策是有必要的。有些人曾经试图否定中央政府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所作出的努力，但这些人没有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振兴措施，老工业基地的问题是否会比目前更严重？身处老工业基地的人对此最有发言权。还有人认为，市场、大众与企业家比学者更加了解一个地区适合发展何种产业，因此学者不应该提出产业政策建议。我对此观点不以为然。试问，一些农村种瓜能手比农业大学研究瓜类的学者更会种瓜，你能否定学者研究种瓜技术的必要性吗？一些没有进大学商学院学习的企业家经商比商学教授或获得了商学博士学位的人经商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你能否定大学设立商学院的必要吗？你能否定商学教授指导企业经营的必要性吗？你不比商人更懂经商，你为何有资格去当公司的独立董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鼓吹市场万能，否定区域经济学的应用价值。按照其逻辑，所有大学的应用经济学专业都应该取消，所有智库更加没有存在的必要，哪级政府只需要大而空的“理论和原则性的指导”？

当然，由于不同类型区域的致病原因不尽一致，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去识别所有区域的优势与分工方向。正是由于存在不同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的区域，区域分工贸易理论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由于区域分工贸易理论众多，这里选择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作简要通俗介绍。

绝对优势理论适用于强弱互见的不同区域之间分工。也就是说，在考察的区域范围内，每个区域都有一定的强项，也存在一定的弱项，各个区域都存在绝对的优势，也存在绝对的劣势，按绝对优势原则分工，各个区域与整个社会都能获得利益增进。例如，A区域生产机械成本较低，B区域生产粮食成本较低，A区域专门生产机械而B区域专门生产粮食然后A用机械去交换B的粮食，这便是按绝对利益进行分工所获取的好处。老者与穷者或发达区域比，有些弱项，也有些强项，因此可通过绝对优势识别老者的区域分工与专门化方向。

比较优势理论适用于强弱分明的不同区域之间分工。也就是说，在考察的区域范围内，某一区域比另一区域在生产任何产品方面都占优势，则应该按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分工。以两区域两产品为例，A区域生产甲乙两种产品的成本都低于B区域，A区域也没有必要生产全部产品，其在甲乙产品中选择成本更低者，而B区域选择甲乙产品中成本高得少一些的生产，这就是按“利中取大，害中取小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分工。穷者与发达区域比，几乎不占任何上风，因此可通过比较优势识别穷者的区域分工与专门化方向。

竞争优势理论适用于综合竞争力不同的区域之间的分工。也就是说，在考察的区域范围内，各个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存在差异，因而可实现错位发展。各个区域企业内部的四因素（包括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公司的战略、组织以及竞争）和两种外部力量（机遇和政府）影响区域的竞争优势，创新是竞争优势源泉。根据竞争优势的大小，可将区域分为

要素推动、投资推动、创新推动和财富推动四个阶段类型。老者与堵者虽然患有区域病，但往往保有特定领域的竞争优势，这是走出老或堵的困境的希冀之所在；穷者虽然穷，但也可通过一定的外力帮助创造出一些竞争优势，这是其追赶发达区域的希冀之所在。因此，可以通过竞争优势识别不同类型问题区域的分工与专门化方向。

从上述三个理论的简要介绍会发现，不同的理论适用的情况是不完全一样的，而问题区域的致病原因与病症各不相同，要对症下药就必须先搞清楚理论分析框架的适用性，然后选择一定的方法对具体区域进行优势识别研究。

在区域经济学中，存在许多识别区域优势的套路或方法，介绍这些套路与方法会涉及许多专门术语与技巧，很难用通俗的语言说清楚，这里就不举例说明了。不过，我还是要用几个成功的研究案例回应学者政策无用论。区域科学之父艾萨德及其团队为波多黎各确定的石化产业方案实施后改变了其落后面貌。德国鲁尔区的盖尔森基森兴曾经是欧洲著名的老工业基地，学者为其设计的由“千火之城”向“千日之城”的转型思路使其逐步走出了困境。所谓“千火之城”是指其曾经是以火电、钢铁等传统产业为主的城市，所谓“千日之城”是指其目前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太阳能研发、设备制造与服务的中心。如果艾萨德等只会给“理论和原则性方面的指导”，确定不了问题区域的具体发展方向和思路，这样的学者有何用呢？只会讲指导的是领导而不是学者。

各个区域的发展方向明确后，整个国家的区域分工格局就自然而然清楚了。由于区域分工格局总是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要保证区域分工的合理性，必须有一套维持区域合作与克服区域冲突的政策作为支撑。这是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

从世界范围所积累的区域治理经验与教训来看，穷堵老三种病的治疗各有不同的药方，而且疗程不会太短。区域病的治疗需要政府、企业与社会民众共同努力，更需要区域经济学领域的学者端正学风积极建言献策。区域经济学学者应该有这种责任担当。

已经啰嗦得太长了，还是给出几句总结吧。穷者堵者与老者的致病原因各不相同；中国出现了多种问题区域并存的局面，这既有一定的必然性，又是对区域管理智慧的考验；存在众多的区域分工理论与识别区域优势的方法，但一个独一无二的分析框架是不存在的，因此需要现实问题研究者去甄别理论与方法的适用性。最后，我要对区域经济学领域的学生说几句：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学领域的学生，你必须是一名坚定的干预主义者，不能相信政府无用论，盲目迷信市场万能论，只会发paper而对现实问题没有发言权甚至一无所知者是不及格的学生。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直面区域病的治疗问题，时代赋予了你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你们选择有应用价值的区域经济学专业而感到自豪吧！

原文链接：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828/15615754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