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魏楚、郑新业:能源效率提升的新视角
发文时间:2017-11-2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和诸多发展中国家高度关注的“中国奇迹”。在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背后,也伴随着资源、能源消费的急剧增加,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如何确保能源供应支撑经济增长、满足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降低能源带来的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缓解能源的对外依赖等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然而,我国在供给侧还存在着大量“高能源资源投入、高污染排放、低经济效益”的落后产能、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这极大地加剧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能源需求压力、加剧了能源消费过程中引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形势、加剧了能源国家安全风险战略。如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撬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破除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短板”、以较少的能源资源消耗来支持未来长期的经济增长、并降低对本地环境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负面影响,这一问题已成为决策者、学者、公众乃至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所有的政策工具箱中,提高能源效率是最重要的抓手,这是因为提高能源效率不仅有助于推动绿色技术革命,服务于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多重目标,而且能源效率反映了经济效率和质量,是技术进步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标志,更是当前推进供给侧改革、优化资源配置与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重点和关键。但我们对能源效率的内涵边界、能源效率提升潜力大小,尤其是提升效率的有效途径等仍然有诸多的空白。

此前已有大量研究对此展开了探索,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能源效率的定义和测度。Hu和Wang首次提出了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框架的能源效率测度方法,该框架为随后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随后的研究主要在模型方法、非合意产出、异质性前沿面构建等方面进行改进。但现有研究对能源效率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和明确定义,具体选择何种指标往往依赖于分析问题和数据可得性。第二类研究主要识别和考察能源效率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按照数据特征又可分为两种,一是基于时间维度来考察能源效率的波动趋势和机制,譬如众多学者针对中国的能源强度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并在2003-2005年间出现反弹上升现象进行了解释。另一种则聚焦于国家、地区、行业或企业间的能源效率差异来考察不同的影响因素。第三类研究则关注于能源效率对其他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影响评估。譬如学者对能源效率的大幅改善和同一时期能源消费总量持续上升现象进行了解释;此外,还对能源效率改进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系列评估。

上述三类研究分别回答了“能源效率有多高?”、“为什么能源效率有差异?”和“能源效率有何影响?”的问题,但无一例外地,对上述问题的探索和解释中仅考虑了经济因素和经济变量,譬如大多数研究都考察了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而中国正处于转型的深水区,制度的变革和动态变迁贯穿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重维度,忽视经济系统运转所倚赖的制度层面会极大地局限了其研究视野和结论的解释力。这方面研究匮乏造成的负面后果已经显现。譬如,中央关于电改的“九号文”中确立了“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决断,由于缺少对“市场分割”与能源效率关系的深刻理解,政策制定者选择了以省为单位建立电力市场。改革至今,电力市场化过程强化了省级政府的利益,多个地方都出现了“宁要本省的火电,不要临省的水电或者新能源”、“宁要本省的低效率机组发电,不要临省高效率机组供电”的恶化能源效率的现象。如果将研究视角扩展并引入政治经济学分析,无疑会有助于人们从更为一般性的层面来理解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地方市场分割是导致中国出现能源效率“微观局部领先、宏观整体落后”的制度诱因,它导致了技术与管理无效率、规模不经济,以及资源误配置,这三方面机制弱化了高能效“领跑者”推动前沿进步带来的宏观能源效率的改善。

假说一:地方市场分割将抑制技术效率

地方政府分割市场的一个主要动因是保护部分国有企业。即便在先进生产技术可得条件下,由于部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彻底,经营者缺乏经济激励,导致其生产经营效率要低于其他企业;其次,部分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可能存在更为密切的政治关联,甚至达成政企合谋,这就导致其能获取更多的要素租金和产品价格保护,这进一步削弱了企业提升自身能力建设的动力;此外,部分国有企业处于垄断性较强的行业,这意味着他们能凭借所处行业的行政性垄断、专营等市场势力来获得超额利润,加之地方政府对其市场范围的“保护性”分割,就使得他们更加丧失动力去消除生产和管理中的无效率,这必然导致能源高消耗、经济低产出。

同样地,地方政府还出于经济激励和就业维稳约束的动力去保护本地落后行业。如果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这些企业将由于成本缺乏竞争优势而被淘汰,但由于市场被人为分割,这些低效率、高成本的落后产能和低效企业没有遭到淘汰,甚至仍然有利可图,原有的粗放增长模式、高耗能的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被进一步锁定,技术效率没有得到提升或提升缓慢。

总之,市场分割导致了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部分国有企业和落后产能未能被市场淘汰,相较于能源效率“领跑者”不断向外推动的效率前沿,这些能源效率“落后者”同“领跑者”之间的效率差异越来越大,进而影响到宏观能源效率。

假说二:地方市场分割将降低规模效率

首先是出于保护地方企业、维持地方财税与就业、扩张地方企业产能实现政治晋升目标等多重因素驱动,地方政府有动机成为“掠夺之手”,干预所控制的企业兼并重组行为。这种对兼并重组的强制干预往往导致并购绩效悖论,一方面很容易实现的增强效率的跨区并购与重组由于地方保护的阻挠而很难进行;另一方面,完全市场竞争中不可能发生的无效率兼并重组却又在市场分割的背景下频频出现,这种种怪状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有经济控制权的不可有偿转让性,或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

类似地,地方官员为增加政治控制权收益和获得政治晋升,地方政府会采取模仿经济发展战略的方式来最大化自身利益,在这一体制安排下,地方政府通过投资补贴、成本外部化等途径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或是直接干预企业投资,最终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产业同构化和低水平产能过剩,而这些重复建设的产能大多是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业,这进一步加剧了能源消耗和资源浪费。

总之,市场分割从两方面影响到宏观能源效率。一方面市场分割阻碍了跨区兼并重组,那些能源效率高的“领跑者”无法通过兼并重组、进入其他地区市场等方式来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行业集中度;另一方面,市场分割还鼓励了高耗能产业的重复建设,那些能源效率低的“追随者”甚至“落后者”会受地方政府干预而去兼并重组其他企业,或是不同省份由于“领跑者”无法进入而出现越来越多的同质低效的“追随者”、“落后者”。

假说三:地方市场分割将扭曲配置效率

我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产品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地方政府为获得经济增长,需要扭曲产品、要素价格以形成价格剪刀差,即:保护地方企业产品不受外地产品竞争的影响从而获得垄断性高定价,同时保障地方企业以较低成本获得土地、资本、劳动、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来刺激和吸引投资,扩大生产,并推动本地企业在其他地区市场或国际市场进行低成本竞争。此外,为了构建就业和物价“防波堤”,地方政府有动力来管制劳动、资本和资源等要素价格,从而达到维持本地就业、防范资本和资源要素价格剧烈波动导致的地区传导,控制本地价格水平稳定的目的。

我国现有的能源要素市场中,最为关键的价格机制仍然为“政府指导价”下的有限市场调节机制。市场价格的缺位和不灵敏弱化了配置效率,为地方政府寻租和扭曲价格提供了空间。我国仍有20个能源市场化改革滞后或者进程比较缓慢的省份,这些地方政府仍会出于不同目的来干预能源要素配置。一旦能源要素价格无法反映能源稀缺性,企业就会过度使用能源要素,从而降低能源效率。

总之,市场分割通过直接的价格干预或是隐形的补贴、优惠或政策来扭曲不同要素间的相对价格,这些被扭曲的价格信号进一步引导着微观企业对各种要素的需求和生产配置。能源要素配置效率存在两方面损失:一是由于能源相对价格较低,企业用能源来替代资本、劳动要素,从而导致能源要素的过度使用和配置;二是企业会使用劳动、能源这些更廉价要素来替代相对稀缺、但技术更高级的机器设备,从而间接抑制企业技术水平和长期能源效率水平。无论是何种效应,市场分割都导致要素配置低效率,并最终影响到宏观层面的能源效率。


我们基于事实比较,发现了我国部分企业在微观层面的能源效率已达到世界前沿,但加总能源效率滞后的现象,基于市场分割这一新的视角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假说,并运用1995-2012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验证。结论表明,市场分割的存在显著抑制了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这一结论在不同的稳健性检验下都非常显著。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得以完善。中国企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通过引进吸收、学习创新等途径,在技术装备、能源利用、生产管理上已经出现了一批接近甚至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的“领跑者”。我们再难以用“技术水平落后”这一简单理由来解释我国在要素利用效率上的差异。我们概括的能源效率在微观上“局部领跑”宏观上“整体滞后”现象只是当前中国经济效率和经济结构的一种特征性表征。要让更多高效率、富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推动整体宏观经济迈向效率前沿,在更深层次、根本性地推动整体宏观经济的脱胎换骨式的转型,就必须要有更高层面的制度创新和更强力度的改革创新。这既需要通过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重新构建新的央地关系来破除诸侯割据藩篱,消除市场分割,更为迫切的是,当前需要通过建立区域性市场来逐步完善市场交易制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并进一步推动全国性统一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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