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北京新城建设目前处于什么阶段？对城市核心区功能的疏解有没有发挥作用？

　　孙：北京的新城建设始于上世纪90年代。启动之初，这些新区是为了适应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人口增长对住房的需求，同时安置旧城改造中从老城区搬迁的居民，也就是说，基本是按照“睡城”功能而建的。

　　在有了超市、学校等配套设施后，天通苑、回龙观、通州等新城从单纯居住功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逐步完善基础设施的第二阶段。新城开始给当地居民提供部分就业岗位，像昌平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未来科技城就属此类，新城也就迈向增加产业引入、形成一定职住平衡的第三阶段。

　　但是目前，新城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还是很少。因为当初开发力度大、没有留下太多产业空间，很难建设大规模的产业园。所以，国内至今尚未出现新城建设的第四个阶段，即完全摆脱主城区控制、并对城市核心区人口产生吸引力的“反磁力中心”。

　　现状是，人们在新城居住、又在城市核心区工作和消费，“钟摆式”的工作、生活方式不但没有使新城疏解城市核心区过度集聚的人口，反而加重了交通拥挤。

　　当然，新城建设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全局谋划，统筹推进，贯彻新的城市发展理念，尽量避免以往城市化过程中的弊端。

　　记者：国际上的新城建设有哪些成功案例？对于国内大城市来说有何借鉴意义？

　　孙：大城市功能疏解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美国华盛顿选择将科技、教育、金融等功能疏解，只留下行政中心这一单一功能，城市人口从300万下降到80万；韩国为了疏解首尔过度集中的人口，将包括国务总理室在内的17个韩国主要政府部门陆续迁往120公里之外的新行政首都“世宗”，而首尔将逐渐变成韩国的“经济首都”；日本东京没有行政干预、完全按照市场规律，人口在2010年左右到达顶峰之后逐渐下滑，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均衡化到达一定程度后才有可能实现。

　　新城建设是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功能的重要举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新都市主义兴起，为了尽快舒缓城市压力而在周边建新城。在新都市主义的设想中，城市是放射状的，从城市中心区走向远处的放射线是主干道，围绕这些放射线的一个个出口形成一片片住宅区。

　　国内和国际上的发展经验，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首先，要立足区域协调改变单中心结构。将新城建设作为大城市区域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改变大城市单中心、高度密集的城市结构。在更大区域范围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空间结构。

　　其次，兼顾城乡协调发展。新城所在的城市边缘区，多处于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等要素激烈转换的地带。因此，我们要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来规划新城建设。

　　再次，要发挥政府在新城管理中的能动性。完全由政府推动新城建设会延缓新城开发建设进程，完全由市场推进则可能造成新城发展的无序和混乱，正确途径应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积极性。

　　此外，我们还要不断地学习创新理念。从田园城市理论到新城市主义理论再到理性增长理论，国际上新城规划理念在不断创新。中国的新城建设应以更好地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创造人与社区之间的更加和谐统一为目标，使新城发展更具中国特色。

　　记者：国内新城建设发展方向是什么？要注意和规避哪些问题？

　　孙：在同一都市圈内分步骤、有重点地实施新城建设，一个时期重点建设某一两个新城，避免多处开花都不结果，这是各国新城建设的重要经验。我国城市化水平虽然整体上处于滞后状态，但却出现了高收入群体迁出中心城市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即“城市中空化”与“超前城市化”并存的复杂局面。

　　不要把新城建设目标定得太多、太复杂，也别指望新城建设可以解决城镇化中的所有问题。新城建设目标的有限性，可以缓解建设压力，也可以理性规划新城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与空间分布。强化规划的规范性和严肃性、避免规划随意调整十分重要。

　　以北京为例，要通过新城建设，逐步将城市核心区的非核心功能疏解。首先要保证已有的城市核心区不再新增功能。其次，在都市圈范围内，新城建设需要市域内外统筹考虑，先关注城市功能分区，再关注职住平衡。

　　对于北京回龙观、天通苑这类已建新城的改造，建议充分利用基础设施、土地资源、住宅建设等方面的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良好时机，侧重解决好新城区域内就业、教育、住房等现实问题，按照新城规划人口分布的客观要求适时调整新城人口空间的再分布，以达到人口、产业、资源等要素的优化组合，实现职住平衡。（本报记者 陈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