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社协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5—2016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人民大学举办。

本次年度论坛的主题是“探底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中国人民大学院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教授做了主题报告。

?刘元春指出，?明年经济形势预计会持续回落，GDP增速在6.6%。第二产业和投资会持续下滑，消费相对稳定，出口虽有回弹，主要是由于基础原因导致的，出口和进口持续低迷，货币会保持适度宽松的趋向。

刘元春表示，?根据《报告》的?数据分析，明年的GDP平减指数仍然为负，政府性收入虽然有所增长，但是依然还是处于一种相对低迷的状，预计明年三季度，经济触底开始显现，明年年末出现触底趋稳的迹象。2015年中后期到2018年初期宏观经济将逐步回暖，2016年、2017年经济可能处于一个深度调整。

首先，世界经济的整体反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外部不平衡，内部产能过剩问题的缓解，因此世界经济底部未现，中国经济底部就不会现。

大宗商品价格没到底部，世界经济也不会到底。从2014年底到现在，由于大宗商品的价格所导致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损失的财富超过十万亿美金，仅大宗商品价格下滑所带来的收入效益有可能是超过2008年资产价格下滑所带来的收入效益。

刘元春强调，全球经济危机已经传递结束，不会进行进一步地需求下滑或大的进入动荡，各种货币的相对规律、相对稳定，这是一个前提。

更重要的是，世界危机的传递带来的经济大调整还没有开始，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制造业和原材料行业的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刚刚开始，各类救市措施远远没有到全面退出的时刻。

世界经济的底部没有显现，所以要高度值得关注三个问题：第一，在美国、中国大宗商品以及全球制造业的错配深层次显发的时候，2016年新兴经济体的动荡可能超越以往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各类动荡；第二，各类地缘政治的超预期可能导致欧洲经济复苏的夭折；第三，全球投资收缩和贸易收缩还没有结束，明年世界经济是否会出现二次探底令人担忧。

因此，中国经济难以在世界经济探底之前成功实现周期逆转。 2015—2016将是世界经济的底部，也决定了2016—2017中国经济的底部将陆续展开。

第二，去产能实质性的展开是决定中国经济底部的第二大因素。僵尸企业、高债务企业以及过剩产能的企业如果没有在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作用下得到全面调整，中国经济底部难以实现。

第三，从目前库存周期来看，2014—2015是一个下行期，有可能到明年会逆转一些，但是从库存的指数来看，近期反转的概率没有。

第四，房地产周期对于中国经济的作用依然巨大，房地产投资触底和底部运行的长度也将强烈影响中国经济触底的时点和持续的长度。预计投资数据的触底到明年二季度，乐观估计，基本上投资增长率会负增长4%、5%左右。

第五，新旧结构的交替过程中，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的培育状况决定了中国经济企稳反弹的基础和性质。新动力的确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曙光和未来，看到了中国与过去的不同，与世界的不同。但是一定要从战略上清晰地认识到，2016年、2017年这两年，中国经济企图靠“小马拉大车”是非常困难的。

第六，债务周期是决定本轮经济周期的最直接的力量。2015年6—7月的大股灾加速了中国债务的上扬，2016年中国的IPO的全面启动、地方债务的加速置换以及不良资产的剥离和处置将直接决定中国债务周期运行的状况。明年要对债务存量进行进一步地处理，但是这并不能延缓债务率的下降，而且债务率还会攀升。如果真正要对债务结构的调整进行实质性展开，也许明年就会最重的一年。

第七，新一轮大改革的动力机制的缺乏，是经济持续回落的信号，这是核心原因。2016年大改革与大调整的再定位是否能构建出新一轮激励内容的动力机制是中国宏观经济能够实现触底反弹的关键。

2016年经济下滑、快速探底，就是中国真正进行实质性大改革的一个契机。大破大立，不破不立，希望明年能抓住契机，寻找到改革的突破点，用这个突破点来理顺下一步改革的思路和路径，同时能够构建出扭转目前精英阶层、地方政府慵政懒政现象。

2017年，经济在新动力机制、新改革红利的情况下出现明显反弹。改革的核心是构建构建改革的共利机制，构建大家能够改革、愿意改革，能够赤手上阵的激励机制，明年将是一个很重要的时点。

通过对这七大方面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2015开启艰难期迈入新阶段，持续探底。

明年要重点关注两大类风险：第一大类微观主体行为整体性变异，从而导致内生性下滑力量加速；第二个就是衰退式泡沫进一步积聚，导致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

2016年需要关注的四大领域：新的经济体系的构建；世界经济的触底和新型经济的大动荡；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探底过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复苏。

根据这些结论，刘元春给出的政策建议是：

第一，要高度重视世界经济在大停滞和大分化进程中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要深入研究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本质以及传递的规律，来把握中国经济调整性质和可能的方式。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逆转和基本参数的变化决定了取长补短式的供给侧的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是本轮危机治理中的基本政策定位，需求侧管理具有辅助性，其核心在于防止转型过猛带来了总量过度下滑和系统性的风险爆发。

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逆转决定了我们贸易品过剩，非贸易品不足，因此我们要补短，要把贸易品的过剩去库存、去杠杆。因此我们贸易品的故事是转型为主、存量调整为主。

第二，近期出现的衰退式顺差，说明全面启动供给侧管理和改革的同时，还需要重新定位需求侧管理政策，进一步积极地需求管理政策很有必要性。一是，消费的提升并从根本上降低储蓄率，但这需要一个中期定位。二是，结构性的投资提升政策，在扩大非贸易品投资的同时，抑制传统出口导向行业和相应的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三是，财政政策是改变衰退式顺差的一个短期关键，启动全面的减税政策和扩大支出政策，大幅度提升财政赤字的规模，但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结构性纬度十分重要。我们今年叫定向宽松式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第三，要从战略层面认识到目前调动各类精英的阶层的积极性是当前以及未来经济成功转型的核心，要认识到过度下滑甚至出现持续萧条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政策风险，因此在反腐倡廉取得战略性胜利之后，应当在稳增长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新一轮改革的新动力机制。

第四，高度重视2016年两大类风险四大类核心领域。一方面，要利用供给侧调整改革和需求管理政策阻断内生性下滑的各种强化机制，防止微观主体出现整体性的变异；另一方面，在强化监管的基础上，要关注可能出现的各种衰退式泡沫。

第五，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的定向宽松。建议赤字率应该在3%左右，总量达到2万亿左右，但财政赤字率还不足以解决明年所面临的一系列核心问题，在各类财政方面的操作力度要更大。同时，需要关注局部的一些问题，从结构性减税过渡到总量性减税；财政支出方式的改革要大踏步进行。

第六，货币政策应当根据新时期的要求进行全面重构，其哲学理念、理论基础、政策框架和工具都难以适应中国新常态艰难期的要求。第一个要旗帜鲜明，我们需要提信心，需要扭转市场的悲观预期，要阻断债务通缩的内生的强化机制，虽然流动性向实体经济的渗透率在下降，但是我们依然要保持。然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很多前提，所以建议货币政策的组合方式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监管。

第七，金融改革应当持续推进，特别是应该正视中国去杠杆的资本改革，它在战略上的意义非常重要。

第八，房地产政策要进行重构，要有差别化的过程。对三四线存量过高的问题要高度重视。

?第九，随着宏观经济调整探底过程展开，经济下行压力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必须高度关注就业形势演变，防范和化解劳动力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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