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央多次下发文件一再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考察期间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的大政方针，明确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什么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中国经济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够有三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就不可能有充满勃勃生机、富起来的中国。

中国是如何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们是通过“放开”和“开放”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初的萌芽，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使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萌芽茁壮成长。所谓“放开”，就是放手取消计划经济时代强加给其它经济成分的羁绊，放手让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构成中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非公有制经济最初是在公有制经济布局相对稀缺、“统治”相对薄弱、产业空间大，而人民群众的生活、当地的经济发展有迫切需要的地方“填平补差”，继之是随着条件的成熟，向着更为广阔、更为深远的层次发展。进而成为“两个毫不动摇”有力的一翼，是有为就有位。这方面的案例当以浙江、江苏、广东、福建非公经济的发展为代表。所谓开放，就是通过独资和合资的形式吸引外商进来。这方面当以江苏、上海、广东、福建为典型代表。当然，他们当地的非公经济的发展也非常活跃。也可能正是非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吸引外资的环境，非公经济天生与市场经济相融，他们的兴起就是市场经济的兴起。

“放开”和“开放”是全国统一的政策，为什么最初只在东南沿海这些地方取得了显著成就呢？原因在于：（1）这些地区国家投资少、国有经济不发达，产业空间大。（2）历史上有市场经济的文化传统。（3）地理位置上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基于以上的分析和逻辑，我们看到，凡是非公经济发达的地方，市场经济就发达；凡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经济、社会就发达。

有必要指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当代中国改革路径选择的贡献。选择“激进式”改革还是“渐进式”改革是需要条件的。苏联由于公有制的程度高，缺少非公经济发展的空间，即使放开也难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难以形成弥补传统公有制的低效、支持改革的缓冲地带，不得不实行“激进式”改革。中国因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空间大，放开就可以发展，这样就形成了“渐进式”改革所必需的缓冲地带，可以“渐进”。“渐进式”改革水到渠成。

非公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大批优秀企业家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促进经济活动的中坚力量。杰出的企业家对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例如创造了汽车生产流水线的福特，创造了微软的比尔·盖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涌现了一批优秀企业家，例如任正非、李书福、张瑞敏、宗庆后、许连捷等，非公经济企业家群星灿烂，使人们感到非公经济，或者说民营经济更容易产生优秀的企业家。经济学的分析将证明以上判断的正确性。

首先，企业家的诞生和成长需要载体。这就是以明确的产权为前提的真正的企业。如果没有真正的企业，就不可能产生企业家。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有了真正的企业家，其领导人的思维和行为逻辑才有了企业家的思维和行为逻辑。例如，它们会在奉公守法的前提下，追求尽可能多的盈利，以利于进一步扩大再生产；他们对市场的变化是敏感的，或者，他们本身就是“市场变化”。他们会根据自己感觉到的将要发生的变化，或者“捕捉”到的信息，及时或前瞻性地调整自己的资源配置。他们有第六感觉。创新会成为他们的不需要号召的自觉行动，“脱颖而出”是一种使命；由于产权明确引致的约束硬化，他们是理性的，通常不会好大喜功，盲目行动；尽可能的变不利为有利，以及长期利益的驱使，使他们善于合作并讲究诚信。非公企业是约束硬化的企业，其领导者通常具有上述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而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更多时候、更深层次是干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

其次，企业家的诞生和成长离不开市场竞争。非公有制企业从一开始就活跃于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就是在竞争中茁壮成长的。竞争形成了企业家产生和成长的外在压力。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企业家的成功不是封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打出一个团长就是团长，打出一个师长就是师长。仅仅有真正的企业家的载体，没有激烈的市场竞争，还是不能成就企业家的。

非公经济催生了企业家，企业家又促进了非公经济的发展，成就了诸多优秀的企业家，继之又有了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的社会需要千千万万的优秀企业家。

非公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改革

我们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里的公有制经济，通常表现为国有企业。在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国有企业已经不应当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了，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必须通过改造，使之成为市场主体。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可以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必要的条件。（1）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会形成“鲶鱼效应”，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中逼迫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由于非公企业的活力，以及所遵循的市场规则，使得国有企业在和这些企业打交道中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活力，不得不遵循市场规则。在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最初的国有企业改革，完全是被非公企业拉下市场经济之“水”的。而在那些国有企业成堆的地方，由于市场之拉力太小，改革至今收效甚微。（2）混合所有制是国有企业改革重要的目标模式，而混合最基本的要求是两方面的力量的组合，一方是国有经济，一方是非公经济，没有非公经济这一方的发展，又何来混合所有制呢？（3）非公经济在发展中造就的管理人才，形成了经理人市场，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准备了必要的经理人才。

非公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今日之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人民生活已从短缺走向富裕、从贫困走向小康，非公有制经济功不可没。客观的事实是：非公有制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是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据，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非公有制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非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以上就总体而论，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别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非公经济发展不发展、发展程度的差别。我们看到，哪些地区非公经济发展得好，哪个地区市场经济就发育的好，哪个地区经济就发达。反之，则经济欠发达。

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言，也应当给非公经济以充分的肯定。自主创业者无一不是非公经济从业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以解决就业问题，而且创业、创新者一开始就是市场行为。世界上大多数创新，都是市场行为下的创新。市场经济下的创新是具有广泛参与性的万众创新。一个国家的创新状况取决于其民众的普遍参与程度，取决于商业氛围。大众的积极参与，不仅可以形成浓郁的商业氛围，而且可以促进信息共享、创意涌现。这就如同一项体育活动，一旦成为一个国家的全民运动，这个国家在该项体育活动的赛事中就更容易取得好成绩。纵观世界历史，是万众创新带来了国家繁荣。所有这些，用我们的话语体系表达，这些都是非公经济的行为。如果我们期盼万众创新，我们就必须给非公经济以充分的肯定。

关于非公经济的发展，有两点必须甄别：其一是对非公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当年之所以对民族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起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欲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是公有制、是计划经济，并且预期在较短时间内就可以建成。二是在诸如抗美援朝这样的重要历史时刻，确实存在着个别商人的不法行为，于是就开始了通过一定形式，将其转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和非公经济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认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认识。首先是我们处于、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其次，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多种市场主体。据此我们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两翼，长期并存或互相交叉（混合经济），再也不存在当年的对个体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了。如果折其一翼，中国经济就难以持续飞行。

另外还有要让非公企业里的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分享利润的说法也值得推敲。管理权是资本权的延伸，马克思指出：“他所以称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即资本的所有者。他所以拥有管理权，是因为资本是他的，他必须承担经营、管理失败的责任，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关键的时候，一般员工可以“用脚投票”，离开企业，而资本所有者跑不了。对于资本所有者来讲，这是一个惊险的跳跃，如果跳不过去，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有者。故此，管理权和经营权都属于资本。当然，资本所有权拥有者在管理层面上可以选择民主管理，也可以不选择，这是他们的自由。按照我们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资本得到利润、土地得到地租、劳动得到工资。不存在分享利润的问题，利润是对资本的回报，利润是用来扩大再生产的。作为在非公企业就业的职工，面对的是怎样通过和企业谈判，获得自己应得的工资和其他利益的问题。这与民主管理和分享利润没有关系，民主管理更多的时候是国有企业的规则。大家都是共和国的主人，都是国有企业的主人，应当推行民主管理。不能把国有企业的规则照搬到非公经济的企业。

当代中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非公经济的发展必须有好的舆论环境和政策环境。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借用《评论家季刊》的话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为了德国经济的发展，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和商业是会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在那里寻求自由、安全和支持。就我们德国来说，与其抱着守株待兔的态度，静候着别国由于政策失当，把它们的工业驱逐出境，使这些工业不得不流亡到我们这里来寻找避难所，不如不要等待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而主动提供对工业有利的条件，邀请它们到我们这里安家落户，这样做不是要聪明得多吗？”马克思和李斯特的论述振聋发聩。为了中国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地发展，我们必须为非公经济创造更好的舆论环境和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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