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外部性，也就是说，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效应是跨界的，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并非单个行政区域，比如说一个县、一个市、甚至一个省的事情。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需要区域协同治理环境污染与保护生态，这就涉及到跨行政区问题和区际关系协调问题。在区域协调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需要哪些协调？主体功能区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如何互相促进？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张可云教授。

　　生态文明建设符合我国发展阶段要求

　　记者：您较早就关注区域协同过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请介绍一下背景。

　　张可云：生态文明概念最早是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选择。当一个国家或者区域经济很落后的时候，对生态的关注度并不高，这是因为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或区域没有足够的资源与能力保护生态环境。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整个国家与各个地方均积累了相当大的财力，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处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另外，应该注意，在经济很落后的时候，环境破坏没有经济发达时那么大，而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张，我们对资源的占用越来越多，对环境的破坏、对生态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简言之，生态文明的提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政府有足够的资源来处理生态环境问题。二是随着经济发展对资源破坏越来越严重。生态文明建设逐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是在这种背景下的科学决策。

　　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三协调

　　记者：生态文明建设是个跨界的问题，污染是跨界的，环境保护也是跨界的。那么在以区域为单位进行协调的时候，如何从制度上、体制机制上弱化行政壁垒的影响，避免公地悲剧？

　　张可云：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处理好三方面的问题：组织协调的环境规制分权结构、利益协调的生态补偿机制、产业协调的工业区域布局。

　　第一是构建合理的环境规制分权结构。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区域性，某一行政区划单位境内的污染可能影响其他行政区划单位，而环境质量的改善又具有比较明显的公共产品性质，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如果环境保护行为存在的正外部性、污染的负外部性无法体现在相关制度和政策安排中，就容易造成效率的缺失。

　　第二是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区域管理与合作，以及由于跨界污染引发的利益冲突、纠纷。比如说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流域环境一旦被污染，便会威胁全流域，尤其是承载着高密度人口和经济能量的下游地区，产生加倍的负外部性。同时，流域经济具有极高的关联性，下游地区需要上游地区充当生态屏障，包括吸碳增氧、涵养水土和保护水源等，上游地区需要下游地区的经济“反哺”，包括产业辐射、市场支撑和生态补偿等。

　　第三是实现产业协调，或者说避免产业与污染的跨区同向转移。中国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过程中，通过产业转移，完成污染转移、能耗转移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虽然国内环境规制强度统一遵循国家标准，但中西部地区为了吸引更多的产业，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在实际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上可能有所放松。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产业优化布局除了要考虑到工业文明下强调的基于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原则、存在的聚集经济效应和缩小区域差距之外，还应该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并将之与经济、社会发展并重。

　　主体功能区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铺相成

　　记者：主体功能区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如何互相促进？

　　张可云：通过主体功能区规划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主体功能区规划与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区域问题增多、区域矛盾与冲突复杂化、人地关系紧张的特殊背景下提出的，是一个长期战略，而且可能会涉及利益格局的大调整。

　　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并在此基础上提升物质文明水平。不难看出，主体功能区规划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共同的基础，即实现科学发展并促进社会和谐。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工具，而生态文明是主体功能区所要实现的目标。通过主体功能区规划实现生态文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重点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完善区域管理的制度基础。未来中国区域管理制度基础建设包括四个方面：完善统筹区域发展的管理机构与组织，解决谁管的问题；明确统筹区域发展规划与政策的作用对象，解决管谁的问题；建立健全统筹区域发展的法律体系，解决用什么管的问题；规范统筹区域发展政策决策程序，落实怎么管的问题。

　　二是确定生态文明的标准与指标。中国不同类型区域由于发展水平不同，对生态环境的需求也各不相同，目前至少应该针对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制定相适应的生态文明标准，以便于今后监督与评价规划的执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切不可用一刀切的方式，来指导与评价不同类型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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