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成为了广为人知的高频词汇。不过，“供给侧改革”等术语在主流宏观经济学很少被提及。比如，非常流行的曼昆版《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只是简略介绍了导致滞胀的供给冲击和应对冲击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此外，供给学派也没有建立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客观地说，“供给侧改革”确实是切中中国经济时弊的重大举措，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和产能过剩等问题，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因此，需要深入思考并认真研究如何推进“供给侧改革”。

　　第一，不能照搬英美供给改革经验，因为他们当时面临的是滞胀而我国现在是通缩。

　　从表象上来看，当前中国面临的增长下滑、国企效益下降和宏观调控效果欠佳等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初英美的处境有些类似。不过，问题背后的内在机理却完全不一样。英美当年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是滞胀，缘起于超越发展阶段过度建设福利社会、石油供给冲击、资本主义条件下过度发展国有企业等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多重因素。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总需求管理手段无法同时实现稳增长和控通胀两个目标。在这一背景下，英美推行了以减税、放松管制、国企改革和削减福利开支等为核心的供给改革。其根本目的是刺激供给，推动总供给曲线右移，同时实现稳增长和控通胀两个目标，从而帮助经济走出滞胀困境。也就是说，英美推行的供给改革是完全对症的药方（当然，经济史学界对此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并没有陷入滞胀，而是呈现出“债务-通缩”迹象，一方面债务不断攀升，另一方面通缩压力持续加剧。客观地说，当年英美供给改革的很多举措值得中国借鉴。但如果照搬其治理滞胀的供给改革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债务-通缩”问题，显然药不对症。在当前产出缺口和GDP平减指数均为负的背景下，笼统地通过增加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和提高效率，虽然会推动供给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弥补产出缺口，但是却会加剧通缩压力、提高中国陷入“债务-通缩”陷阱的可能性。此外，笼统地刺激潜在增长还会进一步恶化中国本已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库存高企等问题。

 　　第二，不能从供给侧笼统地刺激潜在增长，而应对供给侧进行结构性调整以满足受抑制的潜在需求，从供需两侧平衡快速增长。

　　既然不是简单地刺激供给和提高潜在增长率，那么怎么理解“供给侧改革”呢？长期以来，我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实行出口导向的高投资发展模式。管制下的大部分生产要素被分配给工业部门和出口部门，并形成了出口-投资联动机制。上述模式在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和改革红利强力释放时期可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当金融危机后这些红利减弱时，就自然出现了工业和出口部门产能严重过剩，而教育与医疗等民生板块产品与服务供给数量较少、质量较差的结构性难题。“四万亿”计划与近几年宏观调控实践表明只靠扩大总需求无法化解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而且，中国产能过剩是地方政府晋升与财税双重激励下产生的，市场难以自我消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教育与医疗等民生板块的投入而减少对于僵尸企业的无效输血，既能让供给增长更为有效，又能消除产能过剩问题，从而化解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

　　考虑到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7800美元并且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民众对高品质教育、医疗、食品等的潜在需求非常旺盛，从供给侧完全可以激发这一受抑制的需求。虽然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引发的去产能短期内会导致经济增速下滑，但是长期而言可以促进供给和需求平衡发展，从而替代以往的出口－投资驱动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去产能后短期内潜在增长下滑但长期中回升的一个佐证是，1998-2002年通缩时期同样存在负产出缺口，但去产能之后潜在增速与实际增速都大幅提高。

     第三，不能否定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短期总需求管理。

　　以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属于中长期政策，而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短期总需求管理属于短期政策。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将两者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其一，认为当前总需求不足，因此无法管理总需求和不要总需求管理的看法是错误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失业率高达四分之一，总需求严重不足。面对总需求不足的情况，美国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用政府消费弥补私人消费，用政府投资弥补私人投资。2009年中国出台“四万亿”计划也是基于类似逻辑。另外，还可以使用宽松货币政策降低真实利率，从而激励投资。在常规政策空间不足的时候还可以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来降低长期利率和其他资产的利率，以进一步激励投资。因此，虽然总需求不足，但是仍然需要总需求管理。

　　其二，即使是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也需要总需求管理的配合。如果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和去产能，那么短期内会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因此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适度宽松加以缓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非常清楚地表述了两者的配合关系。“十三五”规划建议更是首次强调宏观调控要“短期和中长期结合”。短期政策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为主，主要用于逆周期调节经济波动。中期政策要以拉动消费与降低企业税负为核心，从需求和供给两端促进经济平衡增长。长期政策则要依靠“供给侧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主要用于提高潜在经济增速。

 　　第四，不能以供给侧改革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走政府用产业政策主导投资的老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化改革大方向，“十三五”规划建议则提出宏观调控要“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更是意在明确区分宏观调控和微观干预。宏观调控是在保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对总需求进行逆周期调节，而微观干预则是在市场失灵前提下对市场机制的替代。以往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对市场进行微观干预的现象经常发生，比较常见的一种干预形式是政府用产业政策主导投资，追求经济增长。这不仅导致宏观调控难以达到稳定经济的目标，而且扰乱了市场秩序和加剧了经济波动。

　　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核心技术层面上还存在差距，产业政策仍能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但是，产业政策很难进行逆周期操作，因为很多大型项目的周期比普通经济周期还要长，这导致调控的外在时滞太长。而且，产业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新兴产业发展方向难以判断和政治经济周期等因素的影响，从而扭曲市场的自然发展规律及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此外，产业政策还容易带来寻租和腐败等问题。正因如此，世界各国即使重视产业政策也很少将之作为常规宏观调控手段。

　　因此，不能以供给侧改革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走政府用产业政策主导投资的老路。而是应该着眼市场化改革，真正落实简政放权和放松管制。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从发展主义型政府转型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为此，要加大力度推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改革、财政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同时，还要处理好三大关系，即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社会和国民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部委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库存过高等难题。二是，推进要素市场改革，逐渐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因为要素市场扭曲是导致中国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分配结构等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所以用“政府之手”调结构只会越调越乱，用“市场之手”调结构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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