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中国经济发展的“喜”与“忧”

“2010年中国GDP预计增长9.6%。考虑到经济刺激计划的逐步淡出，2011年经济增速约为9.1%，2010、2011年CPI分别达到3.6%、3.2%。”4月13日，在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召开的“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调控”发布会上，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罗伯特·魏图(Robert

Wihtol)对2010年及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展望。

　　喜：

2010年世界贸易形势将有所好转，可促进中国商品出口恢复性增长，预计出口增长13%

　　亚行提供的报告预测，2010年世界贸易形势将有所好转，可促进中国商品出口恢复性增长，预计出口增长13%，2011年增长13.5%。于今年1月1日生效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将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

　　由于国内需求旺盛和全球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企，2010年中国进口预计增长13.5%，2011年增长15%。考虑到贸易顺差及收入账户盈余的增加将慢于国内需求的增长，预计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将略有下降。另外，考虑到工业化国家经济的逐步复苏，2011年净出口还将进一步增长，但还不足以恢复到全球经济危机前的水平。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将不断下降，而消费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将不断上升。

　　在财政政策方面，亚行认为2010年中国将维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为避免过度投资可能造成的问题，中国政府将对其进行适当调整。

　　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将着力控制有可能造成产能过剩的投资项目，遏制因投资膨胀而导致的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加的势头。因此，亚行预计2010年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仍将在2.8%左右，到2011年将略降至2.6%。

　　在货币政策方面，2010年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目标是17%，但2010年7.5万亿元的新增贷款目标仍比2007-2008年的平均水平高出70%。亚行认为，中国货币当局在2010年仍会实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2011年将转向偏紧的货币政策。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通货膨胀有所抬头、经常账户顺差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亚行预计假定中国政府容忍人民币2010年小幅升值，在2011年人民币升值幅度将进一步加大。魏图表示，尽管人民币汇率在金融危机期间盯住美元合乎情理，但人民币升值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利益。他还表示，亚行没有对人民币应当升值的幅度做出预测。

　　此外，随着经济刺激计划的淡出，中国公共投资增速将放缓，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将降至18%左右。

　　在防范风险方面，亚行表示，2010年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主要来自全球经济复苏低于预期和贸易争端的激化。而上行风险包括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进一步提高GDP增速，甚至会导致经济过热，随之出现通胀率高企，以及股市和房市的投机行为，会促使货币当局随后采取更大力度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如果贷款长期快速增长，也会增加地方政府盲目上投资项目的风险，从而侵蚀银行资产，导致不良贷款大量增加，进而使银行体系变得更为脆弱。

　　忧：住房、教育、医疗遭遇民意“滑铁卢”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衰退及工业化国家的缓慢复苏，降低了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可能性。尽管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已在短期内发挥了作用，但扩大公共投资和货币扩张是有限度的。要实现经济在中长期的持续增长，需要调整经济增长结构。

　　从供给角度看，中国服务业具有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巨大潜力。亚行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服务业产值在GDP中占42%，从业人数在就业总人数中占35%，远低于其他同等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然而，要挖掘服务业的潜力，还需要进行综合性的改革，如清理一些政策障碍：过高的市场集中度和进入壁垒、对外资企业直接参与的限制、偏向制造业的激励措施、资金配置的低效率、滞后的城镇化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对教育和培训投资不足等。

　　事实上，中国“十一五”规划已经制定了一些目标，例如将服务业在名义GDP中的比重从40.3%提高到43.3%，将服务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从31.3%提高到35.3%，将研发费用在GDP中的比重从1.3%提高到2%，将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43%提高到47%，但是亚行判断根据过去四年中国发展的趋势看，这些目标在2010年底实现仍有困难。

　　从需求角度看，重视扩大居民消费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中国现有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居民消费在按支出法计算的GDP中所占的份额在过去20年中下降了15.8个百分点。投资扩张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对自然资源不可持续的开发。如果国有企业能持续获得公共投资，就会迅速而直接地扩大生产规模，这样很容易导致全社会投资规模扩大。相比之下，增加居民消费则需要不断提高购买力，并改变国民的储蓄习惯。

　　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不断下滑，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长受到了制约。亚行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从1997年的66%降为2007年的58%,而政府收入的比重却从17%上升到20%，企业收入比重也从17%升至22%。

　　媒体报道，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等，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进行了四次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

　　国民财富结构迅速调整，使国企和大批民营企业纷纷将资金投入楼市避险。国企大举进入，抬高了土地价格。2009年3月份后，房价连涨10个月。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8%，200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比上一轮暴涨时期的2007年高20.8%，一线城市数据则更高。　　对于中国一些主要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状况，亚行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认为，中国应当采取措施预防房地产泡沫，打击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活动。

　　魏图在回答《中国发展观察》记者提问时则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与其他国家房地产市场有所不同。目前中国的农村人口移向城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要经历很多年，因此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同。中国的金融市场和投资产品渠道少，因此，大量资金涌向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价格如脱缰的野马，如何牵住“马头”？4月中旬，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措施，更加严格二套住房信贷管理等举措，试图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

　　住房、教育、医疗被民众戏称为新的“三座大山”，遭遇了民意的“滑铁卢”，因此，有针对性地提供保障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并继续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以往调结构更局限于产业结构，现在则认识到，调结构首先是调整收入分配的问题，其次是消费不足储蓄过高问题，然后是内需不足、外需过高的问题，最后才是产业和区域问题。

　　经济学界表示，伴随着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主题。过去30年中国GDP高增长率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就业增长。相反，在过去几年里，经济增长的资本密集特性使GDP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弱化，中国出现了大批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主要表现为福利的地域限制和对劳动力转移的户籍限制。

　　亚行专家认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深入的改革。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劳动力流动，包括放宽户籍登记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其涵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劳动者；建立农民工福利转移接续制度，加强劳动力流动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加快将推动改革进程，其中，城镇化尤其有助于提高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中国社会结构脆弱性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制约已受到决策层关注，将在2011年3月公布的“十二五”规划，为确立新目标和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提供了机会，“这包括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亚行专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