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能源中心主任、人大经济学院副院长郑新业

　　 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郑新业做客新浪财经《改革问道》时指出，发展一带一路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觉得自己是去帮助别人，但实际上很多国家的人均GDP都比我们高，我们千万不要欣欣然去拯救别人、解放别人，以一种大国的情怀去发展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为内陆地区发展提供契机

　　新浪财经：提到一带一路这个战略现在非常高，您怎么看待现在一带一路这个战略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

　　郑新业：从“一带一路”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全国上升到非常高的地位，几乎上升到最高的地位。其实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讲，“一带一路”有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可能就是外交上和国际上的维度。几十年前我们实际上提出了第三世界理论，那个时候是一种提法。

　　中间的几十年，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以融入西方国家，建立的现代经济体系为主。这个时候我们较少地体现和第三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间有独立的思考。外交这一块我不太熟悉，所以我们说得比较少一点。经济的角度讲，“一带一路”有它非常重要的现实性。

　　第一，事实上还是基于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延伸。我们国家开放30年来，基本上对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这一块已经做得很好。但是这一块在国内不是很均匀的，东南沿海占的比重是很高的，内陆地区进出口贸易所占的比重、FDI的比重都是非常少的。前几名其实已经占了进出口贸易的60%、70%。换句话说，中国融入当今国际体系的过程中间，基本上直接的好处就是在沿海一带。内陆这一块相对来说影响少一些。

　　如果思考未来的情况下，再有10年、8年，这个格局其实也是很难改变的。所以，这是当今开放体系对内陆的覆盖率受影响。

　　第二，新的一届政府成立之后，处于最优先地位。我们的节能减排，要想节能，其实能耗大省恰恰是需要发展的，要想减排，排放大省恰恰也是发展大省。所以，站在党中央、国务院的角度来讲，需要一个新的战略来解决这些问题。

　　过去说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开放这个国策肯定还得继续，但开放的国策对内陆地区的影响是有限的。新时期节能减排是非常重要的约束，既要增长、发展，还要减少能耗、减少污染排放。这些地方恰恰都落在中西部这些省份，比如河南、河北、山西、内蒙、陕西、新疆，这些内陆地区整个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当今我们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怎么发展内陆地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契机，我理解新的契机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

　　1、我们和一带一路国家中间互为生产要素的来源地、互为市场。再一个就是在国际分工中间有个链条。比如我们做上游，他们做下游，或者他们做上游，我们做下游，国际产品和服务的链条中间我们互为上下游。

　　2、交通的通道。比如说从交通的角度讲，过去我们到西欧走海运，现在比如说有些陆上的，像重庆走的云、新、欧，像河南郑州开始国际上的联运，这是新的交通方式，成本节约，至少时间上节约，或者成本价格、时间上双节约，这是提供了一种新的通道。

　　3、现在给我们国内贸易提供新的市场。国内的比如能源、生产要素缺乏，那边给我们提供新的生产要素。

　　4、大家上下游一起合作，制造某个产品，都构成新的要素。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中亚、西亚和南亚这些国家，实际上构成了我们国家内陆地区经济发展中间新的契机。

　　很多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比中国还严重

　　新浪财经：现在提到一带一路这个战略，有一句话可以来形容，“热锅上的蚂蚁”，其实大家都是团团转。但是另一方面，您有一个研究数据，这个区域包括中国的西部或者中亚、西亚这些区域，从全球经济或者说从中国内部去发展是不太平衡的。这样会不会给中国促进一带一路战略带来很大的困难？

　　郑新业：是这样的，这些地区总体而言，我们说的这些地方而言，其实经济发展都不是特别好。即便人均收入很高的地方，也是有它的问题。你比如说他们总体而因，他们的人均GDP不高，他们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程度不大，他们生产的条件，资本、劳动、技术都不是很高。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本国的发展受资源诅咒问题也比较严重。换个话说，他们本身这些国家之间应该说在全球发展水平总体而言是不高的。所以，发展是他们的一个主要问题。他们内部也是不平衡的，地区和地区，国家和国家之间有差异。

　　应该说他们内部不平衡问题可能比我们的不平衡问题还要严重，这个问题可能对我们国家推进一带一路是值得思考，要有专门的政策或者专门的策略、思路来推进我们商务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或者是贸易合作，或者是投资的过程中间，要特别需要考虑的，否则我们会面临很多问题。打比方说，我们想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和人家的战略、人家的规划不一致，那人家可能就不一定支持你。

　　一带一路对中国西部作用不大

　　新浪财经：一带一路对西部地区是不是还是困难非常大？

　　郑新业：客观讲，我不认为一带一路开发能非常明显地带动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国和这些地区之间的合作，其实经济活动的主体还是东部，因为整个中国经济重心是在东部，你和这些国家的互补性也体现在东部。

　　但是有一个地方可能对西部有利，以重庆为例，过去很简单的事情，如果说你要到美国，同样的产品到美国，重庆的产品，长江到海边的成本是明显的，所有的地方都一样，重庆到长江的成本是额外的。但是现在像陆地交通，比如像陕西、西安、郑州，很可能就获得了成本上的优势，这个成本优势第一件事就是交通区位的优势。

　　过去有些企业，在东部沿海生产的企业，由于有了这条陆上的通道之后，比如说我们制造业是中国，产品出口到西欧这些地方，很可能把布局从比如广东移到了陕西、郑州、重庆这些地方。现在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些电子产品，比如像台湾地区的电子产品，就在重庆通过云新欧铁路运输到了西欧。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是交通区位。

　　第二，互为原材料这个角度。可能一带一路上很多国家，比如说能源或者某种材料到了内地，过去是通过海上的运输之类，现在在内地，很可能也导致中西部企业成本节约。

　　第三，中西部自己本身的产品，因为这个原因，过去比如说往欧洲、美国运，由于成本问题，很困难。现在由于文化上的联系，可能更好地容易销售到一带一路的中亚、西亚、南亚这些国家。这些国家把基础设施打开，过去通行不了的现在都可以了。

　　应该说有提升作用，但是你说会不会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比如一下子把这个东西抬上来，目前我还是看不出来这些事。因为本身这个地方的潜力，刚才我说的这些地方的潜力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大。

　　新浪财经：我们再延伸一下这个话题。还是我们国家的西部地区，从目前来看，整个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刚才我们提出来要转型升级，调整结构。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我们为了拉动内需，发展消费经济，或者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比重不断调整。西部地区还是处在原始落后的状态，可以用“原始”这个词形容。我们如果再去调结构、转型，比如说制造业减少比重，会不会对西部地区来说也是一个损害？

　　郑新业：这是国家整体而言，比如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比如说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已经开始确实有点发达经济体的特征了。这个特征其实是有代价的，比如北京，首钢一下子搬到河北。这个事情是需要条件的。我想说的意思是，中国每个地区有它自己特殊的发展阶段，我们国家基本上是一个经济、三个世界。

　　发达的比如北京、上海，尤其北京，它的经济体实际上非常发达，没有什么制造业，它的医疗、教育、传媒，这些东西是北京的经济。但这些东西里面是一个典型的发达经济体。换句话说，旁边的河北经济非常重，全国百分之多少的钢，唐山是一个市，占了全国百分之十的钢、百分之十的铁，是个非常重的经济。比如你要把北京的情况一竿子拿到河北去，把河北的情况一竿子拿到河南、陕西、甘肃，这是不现实的。这是第一，你要认识国家地区之间差距很大。

　　第二，中西部发展制造业，我认为现在可以的。但是应该要利用后发优势，制造业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这条路子了，这条路子其实要避免的。因为从国内的情况尤其是河北的经济来看，先污染、后治理，经济上去了，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或者是福利水平并不一定上去。

　　所以，这一块，我倒觉得河南、河北的例子表明，真正的西部，如果说现阶段一步到位，第三产业到服务业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他们也要发展，大家知道农业这一块里，很难提高人均产出，要不要做制造业，还是因地制宜，环保标准上来，劳工标准上来的情况下发展制造业是没问题的。没有制造业，我不认为现在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就能一步到位，很可能和中东部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想说的意思是，国家整体来讲产业升级转型，并不代表着西部的人不发展，西部有它的发展权，有权力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好。但是我的建议是环保标准、劳工标准要上来，因为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发达地区提供廉价的产品，你发展的目的，是给本地人留下好的东西。

　　第一，现在从河北的情况看，劳工标准不上来，环保标准不上来，经济上去了之后，反过来你的福利水平下来了。我觉得西部应该从这一点来讲，无论是配合东中部，还是在一带一路中间扩大和其它国家的经济规模，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两块都是务必需要的，我希望中央也能提高这个东西，我们发展阶段中间，不能再以环境、劳工标准下降为代价，这样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证明是得不偿失的，不值当的。

　　能源是一带一路的最主要载体

　　新浪财经：众所周知西部地区，包括中亚、西亚矿产资源、能源非常丰富的，我们可不可以考虑在一带一路战略上选择一个突破口，以能源作为一个突破口。刚才您说贸易，可不可以把能源贸易给打开？

　　郑新业：我理解应该是先有能源贸易，应该说能源贸易占的比重很大，而且能源贸易在整个未来过程中间，可能是一带一路这个过程中间最主要的载体。其实也是比较成功的，比如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几个要素中间，其实应该说中石油做得相当好。比如西气东输，天然气的进口，这实际上是非常难的事情。这么难的事情我们都做到了，应该说是很伟大的一个成绩。

　　就像我在有些报告中说的，我们其实此时此刻应该做的事情是研究西气东输，中石油的这些项目。这些项目涉及到我们到别人那里投资，我们到别人那儿做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到贸易，涉及到今后管道的保护。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以能源为主要内容的贸易活动的开展，相关带动投资的开展，很可能是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或者是这些经济互通有无的主要载体，最主要的载体我认为是能源。

　　因为这些东西带动之后，其它活动慢慢也会上来。

　　新浪财经：比如说有哪些还可以挖掘的潜力的行业？

　　郑新业：比如农业。比如在中亚这些地方，今天我们所谓国内的农业，大家的意见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说那边的农业资源，尤其是水资源相当不错。

　　新浪财经：在我的印象中，那边棉花比较多。

　　郑新业：农业也是不错的。但是它那个农业，农业实际很大程度上价值的高低，农业的种植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需求者，不取决于生产者。现在很多人，如果我了解的情况是对的，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已经在着手于农业。因为说白了，两国的经济活动之所以开展总得有载体，总得对方有比较优势的地方，如果它没有比较优势，没有人会到它那个地方。你刚才讲能源、农业，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方面。那边很多农业恰恰是我们这边所需要的东西。但是现在比较忽略的东西是我们的产品过去相对少一些，我自己认为和中央政府的贸易制度安排有一点点关系，应该中央政府的政策往前走一点比较好。

　　一带一路最重要的不是亚投行是贸易

　　新浪财经：我看到目前中国在全球化战略当中更多的是以一种资本输出的形式，你看现在的万达[微博]，或者是联想这种全球性的企业，联想有很多产品已经面向全球了。虽然之前中国有像海尔这种家电产品，还有现在比较强大的华为。在您看来，整个一带一路主轴线上，我们更多是应该以产品输出为主，还是资本输出为主？

　　郑新业：其实比如你看到这些企业资本输出，但企业为什么有资本输出呢？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实际上相当低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说的意思是，如果大家认为看到的情况，看到中资企业走出去，前提是贸易盈余。如果没有那么多贸易盈余，靠什么走出去呢？包括银行、资本都走出去，国家的、企业的走出去，前提都是贸易活动在先。亚投行被认为是整个一带一路中间最核心的东西，我倒认为亚投行也不是最重要的活动，贸易是最重要的活动，两国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实还是贸易，第一阶段是贸易，最重要的东西还是贸易。

　　比如说贸易首先是互通有无，有了贸易之后，两国开放之后有贸易，贸易一开放之后，总体是会变得双方都赢，但是双方内部都有输家。为什么这么说？一开放之后，我们的产品过去了，当地原来制造这些产品的企业家，其实是会受到冲击。当地的消费者很高兴，就像汽车一样，如果早年汽车进入中国的时候，外国汽车到中国，买车人都很高兴。但是做车的人很可能就比较惨了。

　　现在如果中国的自行车过去之后，比如唐山的自行车一过去之后，刷就把当地的企业、企业家全给灭掉了。当地的消费者是不是就很高兴？但是当地的企业家就不太高兴了。这时就面临一种什么问题呢？当地的企业家不是很满意的。当地的消费者满意，另一方面，当地比较有优势的产品，比如某种农产品(27.50, -0.49, -1.75%)，在当地10块钱一斤。因为中国人去买，买了之后，类似于羊肉一样，一下子从10块钱涨到100。当时过去吃得起羊肉的人现在吃不起了，因为中国人把羊肉价格抬起来了。

　　什么意思呢？那些受中国产品影响的企业家有意见，那些受中国消费者影响的消费者，也会有意见。那这个过程中间你会看见，总体上讲他们国家是福利变大了，但是别忘了人们都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第一步就会发现贸易互通有无，国内会产生矛盾。

　　第二，贸易的扩展中间，会引发基础设施投资。比如我们去挖矿，就需要招工人进来，工人进来之后需要道路和桥梁，这时需要电、水，电、水、道路、桥梁都需要基础设施，客人多了需要酒店，需要机场，全是需要基础设施，这时你发现当地的资本不够了，需要外面的钱，亚投行来了来融资。融资的前提是什么？还是这样的贸易活动能支撑这个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成本，核心还是贸易。所以，那个贸易流带来的好处能支撑这个基础设施的成本，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你会发现这个国家一旦开放之后，汇率问题来了，比如某个斯坦跟中国的资源联系在一起，就像澳大利亚一样，它的经济很容易受到中国经济的影响。它本来比如平平淡淡，都是3%、2%的增长，现在有的年份10%，有的年份5%、3%，它的经济波动之后，就需要一个机构。它自己的经济又小，汇率被索罗斯这些大鳄们，资本市场上的人开始进去了，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开始进去了。

　　所以，它那个经济本来是平平淡淡，现在处于起起伏伏的经济。这时你会发现从贸易引发的要有金融资本，要有亚投行之类的机构安排。从贸易引发了经济波动，需要多边的机构，这时可能就会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或者请求中国，或者请求几个大国，支持它稳定经济。

　　比如说我的汇率不够了，你得支持我的外汇储备，你得救我一下。这个背后的逻辑，类似西方国家二战以后为什么要成立世界银行[微博]，为什么要成立国际货币组织，为什么要成立WTO[微博]？刚才我说的情况是这些国家中间，跟追中国发展的过程中间，其实会走一模一样的路，只不过是规模大和小，步子偏和歪一点的问题，它也会面临贸易扩张引发的问题。WTO到哪儿开会都会遇到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是这样。

　　所以，第一步，贸易扩大会引发国内的利益分化。第二步，贸易扩张会引发对外部资金的需求，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第三，贸易的扩张会引发经济波动，需要一些新的国际机构或者外部的力量来支持它、稳定它本国的经济。这个东西里，你要倒着看，从这个角度我一说你可能就比较清楚了，贸易安排其实是第一位的，但是中亚这些国家中，很多国家其实并不是WTO的成员国。换句话说，世界银行的贷款很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没什么太强的联系，我们说句不客气的话，尤其是中亚和南亚这些国家，实际上是现代国际体系中间的弃儿，现行的三大机构，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我不认为现行的机构中间能够帮助这些国家。我们国家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我一直说是一个双赢的战略。一方面我们不是帝国主义，不能去掠夺别人。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存在说解放别人、拯救别人，我们像60年代搞援助，这两个极端我们都反对。最重要的事情，我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理解这样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清，我们怎么扬弃现在的体系。现有的三大体系中间的优点我们要继承，它的缺点我们要回避。

　　第一件事情我认为，我们也需要跟这些国家谈判，欣喜地看到我们国家的外长已经和欧洲国家开始谈这个事，我们最终是希望贸易协定来谈。贸易协定来谈问题在于一个国家谈一个国家谈很费劲，谈不拢，从历史的层面，成本节约的角度来看，最后都是一揽子谈贸易协定。

　　你看WTO现在谈不下去了，当今世界的趋势是WTO谈不下去了，各个国家、地区之间就开始回到了很早期的谈判模式，大家自己谈吧。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一带一路上的国家，第一件事我们要谈贸易协定，没有这个贸易协定商人走不远。叫什么组织没关系，我在一个场合称之为“亚洲贸易组织”，这个亚洲贸易组织难度要比WTO难，入这个会要难，我们不能指望WTO那么严格的情况。但是肯定不能说没有，因为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的企业家不敢进去，贸易活动就不敢推行。所以，一定要有这个组织。另一方面，要比WTO难度难一点。从很多文献上看，很多国家加入WTO之后伤筋动骨，从此经济就非常动荡，社会变得非常动荡。第一步，我们要加入类似于亚洲贸易组织这样的机构。

　　亚投行的风险比世界银行高

　　新浪财经：提到贸易组织机构，前段时间我们炒得比较热的亚投行，它的定位可能是跟外界所传说的一样，支持亚洲的基础建设设施。如果我们去考虑中国向外界去援助或者说多支持相关的周围国家基础建设设施的话，这一条线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带一路的一条主轴线？

　　郑新业：就像刚才讲的顺序一样，第一步是贸易。第二步，有了经济活动扩张，打个比方，矿山要大扩展之后，要道路、桥梁、机场、水厂、电厂，这些东西都不是一天两天能达到的。亚投行反映什么呢？我提出对现行国际体系的扬弃就是基于我对亚投行的研究。

　　亚投行是什么情况呢？恰恰这边有资金，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都有资金，这边有广大的资金需求。但是中间谈不拢的原因在哪儿呢？有资金的这些机构条件是油需求那些国家和地区无法满足的。亚投行是就是简版的，亚投行说我不会那么长时间，亚投行的效率肯定比世界银行或者亚洲开发银行要高的。我认为亚投行很可能最后风险也要比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要高一些。

　　比如人家需要60个月，你可能20个月就做出来了，这个过程中间难免有一些风险。我支持这个说法，因为这个事是我们以效率牺牲部分风险，承担更高一点风险，获得效率上的提升。亚投行实际上就是看准了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的缺点，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解决资金的短口问题。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这是一带一路中间必然的，这是在中国发展、当地发展，这是双赢的一个必然的做法。

　　从人类历史看，这个买卖也是很赚钱的。比如早年中国修北京机场的高速公路，那时候的成本和现在的成本看，只要这个地方经济发展了，基础设施投资都会挣钱的。这是第一个规律。

　　第二个规律，一般经济发展之后，当地的汇率会上来。当地的汇率会升值，中国经济当年美元1：10，现在是1：6了。这个国家现在投了钱之后，最后政府的钱，以当地的币值来表示你的回报，那个国家的币值升值之后，返还人民币的时候，有一个长期的汇率效应。一个是经济增长效应，导致这个东西有点把握，投资回报率是有一定保障的。

　　另外，汇率效应也是导致那边的投资。当地国家的钱换成人民币，人家国家的钱升值了之后，同样的利润，汇回来的钱多一些。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比如我们看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史，亚投行这样一个项目，对中国来说，确实很多人看到风险，我倒比较积极，我认为亚投行的安排，我猜测历史会证明，这个制度安排比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要更有效率，而且我认为三年、五年之后亚洲开发银行或者世界银行会向亚投行靠拢。这个事情不仅本身带动资金的流向，更重要是带动了现行的国际体系组织的变革，我认为这是一个引领。

　　中国不能抱着拯救别人的心态

　　新浪财经：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一直都在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外界也一直都在讨论一带一路。也有很多人提出，说很多人走入了一种误区。在您看来无论是学者做研究，还是政府制定一个政策，还是企业家去找一个机遇也好，怎么样从一个大方向上去看走出一个误区的概念。

　　郑新业：这个误区从我研究的角度看，误区一：把一带一路当成一个解决问题的大药方。我觉得一带一路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但不是像当年邓小平时代所提出来的改革开放那么大的战略，会给国家带来惊天动地的变化，或者是巨变，我不认为是这个情况。

　　因为一，一带一路上很多国家，说起来很炫，但很多国家实际上是我们国家跟它之间双边经济贸易联系已经是很稳固、很深很深了。

　　第二，这些经济体的市场毕竟还是比较浅的，我认为现行的三大机构、现行的国际经贸体系对它们的影响有限。其实是有深刻原因的。像亚投行这样的制度安排，类似于我说的亚洲贸易组织或者亚洲稳定基金，这样中国式的有针对性解决他们问题的制度安排，有可能比现在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这三大机构更有效率地促进他们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经济稳定。但是他们这些国家、地区因为市场的限制，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类似于像WTO，像美国市场、欧洲市场那样大的影响。所以，不能太高看这个事。

　　它重要的地方在哪儿呢？它的意义在哪儿呢？包括很多人说能源问题，也不是解决能源问题终极的解决方案。因为毕竟像中国这儿大的国家，全世界没有人能解决你的问题。比如我们国家85%的情况里面，比如像天然气这种事情，基本上也是一个辅助手段，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说白了靠不了。我想说的意思是，这些国家解决不了我们的贸易问题，解决不了我们的西部发展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能源问题。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件事，我们不能把他们看得太高。

　　第二件事情，现在地方政府有误区，地方政府在跃跃欲试，这也是有问题的。我认为当前的第一件事是中央政府在做，其实也不是亚投行，亚投行应该是三年、五年后的事。真正第一步应该是商务部，商务部应该去组织，像当年进入WTO那样一个状态，组织中国和一带一路中间这些中亚、西亚、南亚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组织系统性的贸易先行的政策安排，或者是一些基础设施安排。

　　类似于像当年上海合作组织，把当年加入WTO的成功经验，弄一个可行的，不要那么复杂的，简版的WTO，来让我们的企业家踏踏实实地进去，让我们企业家的贸易有规可循，收益有保障。再一个才谈到亚投行或者亚洲稳定基金，将来比如像发改委和人民银行[微博]，中期现在开始研究亚洲稳定基金。

　　因为这些国家一旦形成之后马上面临着一个经济问题，就是谁来救他们，就像希腊这些国家，谁来救他们，经济波动是很正常的，不丢人，这是必然的，谁也不说自己的经济不得病，是不可能的。中期的时候我倒觉得，中国政府应该研究亚洲稳定基金。现在的任务不是地方政府来动，地方政府动没有用，历史什么之路，那都是符号，没有意义的，最后资本是很现实的，经济是很现实的。

　　我倒觉得，现在地方政府缓一缓，中央政府集中精力做贸易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发改委、商务部，然后以人民银行或者是亚投或的安排，再一个是亚洲稳定基金的安排。这些安排实际上是一带一路长治久安的制度保证。有了这些之后，企业家对企业家，其实没有地方政府太多的事。

　　这个事情主要是中央政府和企业家的事，千万不能说是错配。中央政府有限的资源去干你该干的事，在中央政府有了这些东西之后，中央政府告诉企业家，企业家至于有没有商业机会，我认为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相比没有什么优势，应该让企业家自己去实现这样一个事。这个企业包括国企、民企。所以，第二个误区，好象地方政府在做事。没有太多地方政府的事。

　　第三，一带一路的很多误区是什么呢？我们觉得自己去帮助别人，很多国家人均GDP都比我们高，中国千万不要欣欣然说我们拯救别人、解放别人，以一种大国的情怀去发展一带一路。

　　为什么我要说出来？很可能在贸易规则的时候，桥归桥、路归路，贸易规则的制定，这就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亚投行条款的制定、稳定基金的制定，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不要说人家落后，其实你去看那些指标，各种资产的指标都在我们国家前面，很多人不清楚这个事。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员们，或者我们的民众们，千万不能有这种心态。应该坚决地桥归桥、路归路、生意归生意、兄弟归兄弟，千万不要把情谊带到生意中间，也不要把生意带到情谊中。

　　在我看来这几个误区是很现实的，我认为是误区，当然见仁见智，我说得也不一定是对的。

　　新浪财经：如果给你出一年时间或者短期内，你最期望政府在一带一路战略上出台某个措施，或者说你给政府提个建议，让政府有什么方面的，在某些领域做一些改革，根据一带一路。

　　郑新业：我认为中央政府集中精力做相关国家的贸易协定，单独的也可以，但最好是集体的贸易协定的谈判。这个谈判的底本实际上可以是WTO的，我认为乘以0.6，相当于它提的东西中间，我们是简化版的WTO。让这个事情既有规章可循，也不至于那么僵硬。我认为这是一带一路中间建立某种贸易组织，这是当前最最重要的事情。这是第一。

　　第二，中央政府要做系统地研究中石油的西气东输，和现在的运输线所带来的成本。中石油的这个情况，在别国遇到什么障碍、遇到什么问题，这样给国内其它的企业家往里边去提供经验和教训。研究这些运输线，告诉全中国的贸易企业潜力有多大。通过一带一路往欧洲的市场走，潜力有多大，风险在哪儿。这两个东西确实也是中央政府应该做的。他做这三个事情好处在哪儿？全中国的企业家都可以从中受益，这是中央政府该做的事。地方政府，我建议他们什么都不做，没有做什么的必要。

（原标题：不能抱着拯救别人的心态发展一带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