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我国春节期间都是人口流动高峰期，“春运”期间各种交通工具发送旅客数量甚至超过15亿人次。大致估算可知，这些流动人口中，节前返乡和节后返岗的跨地区就业生活人流占据主体，其他基本是假期旅游人员。在正常年份，春节期间的人流为各种商业提供了机会，包括旅游、餐饮、交通运输等行业，在春节期间的营业额占到全年营业额的相当大比例。人们在春节不远千里万里返乡与家人团聚，也是放松身心、享受天伦之乐的难得时光。

但是，今年由于新冠肺炎影响，庞大的人口流动成了疫情扩散的助力，将发源于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到全国和世界。疫情期间的隔离和限制流动，进一步阻止了劳动者返岗，为企业复工带来困难。这使得很多学者开始反思减少不必要的流动，特别是如果让农民工落户工作所在城市，可以减少其候鸟式迁移，同时方便管理和当前条件下复工。

实际上，以往大量人口流动已经引起人们对流动人口“候鸟”式流动的同情，并呼吁放开户籍制度，使流动人口彻底于工作所在城市安家，减少舟车劳顿。此次疫情由于流动人口放大疫情传播网络及难以复工带来的问题，此话题再一次引起学者们的呼吁。

我本人完全赞同进一步放开流动人口落户城市，实现彻底城市化。长期以来，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一直保持在16%左右，导致大量流动人口难以获得城市福利，并进一步影响流动人口收入和消费提高，还导致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现象，以及农民工等劳动群体的候鸟式迁移，尤其在大城市这些问题更甚。正因如此，国家自2014年后大力推进户籍改革，大幅降低落户门槛，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事实上，正常年份春运期间人口流动并没有随着开放的户籍而减少，绝大多数落户城市的新城市人的根仍然在农村。

降低不必要的流动，只是按照当前这样放开城市户籍还不够，需要了解人口流动更根本的原因并有针对性的解决。有两点关于彻底推进要素效率利用和减少无效流动的障碍，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当前的流动人口落户城镇的意愿已经大不如前，主要是由于农村不完整的产权制度。

即使城市一厢情愿地想让流动人口落户城市，但由于不彻底的农村财产制度，农民工不会冒着丧失农村耕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资产分红权的风险落户城市。尤其是在城乡福利一体化的背景下，落户城市的好处已经相对减小。因此，

关注推进流动人口落户城市以减少人口无效流动，不只要聚焦于城市的“拉力”问题，还要加强农村的“推力”问题。

农村不彻底的财产制度，已经成为阻碍农民工彻底城市化的主要原因。而不放弃农村权利或者说不能变现农村权利，农民工候鸟式流动将难以避免。我们在关注城市户籍改革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农村不彻底的财产制度改革。

第二，要认识到我国过去的城市化，特别是户籍人口城市化，是个人和小家庭城镇化为主导的。

也就是说，大学生通过读书分配解决城市户口，有钱人通过投资购房获得户口。而近期户籍门槛放开后，就业落户也在对农民工开放。但是，很少有包括老人在内的全家人口落户并生活在城镇的现象。这就导致即使年轻人口落户城市，其父母往往还在农村。到了春节等全家团聚时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仍然不能避免。那么究竟是出于什么缘故导致不能大家庭整体城镇化呢？当然不是农民工家庭本身不想和老人住在一起，甚至不是因为住房等条件不允许而不能。老年人难以离开所在地进入城市和子女同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保障仍然全国统筹不足。老人离开老家想继续享受老家所在地同等水平的医疗报销比例很困难，而且领取养老金往往要本人亲自到场，如果生活到城市将增加相应麻烦。因此，要实现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才能有效推进全家大家庭迁移，才能减小无效流动。

这两个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当然这两个问题解决后，人口大流动减少仍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日本还有我国的台湾地区都有相关经验，惜土情结使得我国即使推进完全的农村财产制度改革，在相当时间内仍然会有大量“兼业”人群（半工半农），并且老年人适应城市生活需要初始财富和适应时间。也就是说，大规模人口流动必然是未来我国持续存在的现象。但是，如果在开放城市户籍的同时，改善上述所述两个问题，无效流动最终将减少。

（文章来源于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