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了出好经济研究成果的时候。好的经济研究有几个标准，首先，它一定是关注中国的重大问题；第二，它必须找到中国经济的独特性，对经济学的约束条件和基本假定做出改变；第三，研究一定是规范的，是可以交流的。
　　  大家事实上对目前的经济研究现状都不满意，我们不能只为发表而发表，我们很多人把时间花在没有太多含义的跑数据、找相关上，这很难出好的研究。中国好的经济研究一定能够找到中国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再通过规范化的研究，获得突破性成果。有这个要求，我们做经济学研究的才能带着理想继续奔波。我们现在有这个条件做好的研究，一个是中国确实有丰富的、独特的故事，二是我们经济学的人才队伍到今天可以干这件事了，加上一点理想，说不定有戏。
　　  其次，我关心的是中国经济研究的阶段定位。正如刘俏（编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讲的，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不可能做不规范的研究，然后关起门来说自己最好。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也不容你用纯范式和概念性的东西来讨论中国经济问题。1980年代有一次我们和世行一起做报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的人只能跟人家讲范式，讲规律，世行的人跟我们讨论的是如何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体制的运行，两方完全对不上。到我离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时候，我们和世行做中国2030和城市化课题时，我发现有点倒过来了，技术性的问题世行的专家还能帮助我们，但是对于中国特殊性问题的把握，得主要靠我们自己了。
　　  对于中国经济学的阶段性目标，我个人认为定位于中国经济研究主流化比较恰当，我不同意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冲诺贝尔奖的说法。在座的大家比我更清楚，中国经济研究短期内很难改变主流经济学的格局和评价体系。但是，我们以中国经济事实为基础，利用现代经济方法，摆脱中国研究仅仅作为国别对象或案例的局面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使中国经济研究进入主流研究领域是有可能的。
　　  第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现代经济学分析不可偏废。中国经济学家还面临大量的基本问题要回答、要解释。这些问题都是大问题，基本是政治经济问题，很难通过技术性分析来实现，政治经济研究十分重要。但是，我们经济运行中的大量问题仅仅用定性方法难以回答，需要利用现代经济方法予以客观分析，对公共政策给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中国的基本问题是政治经济问题，也不排斥用规范的研究方法。
　　  第四，中国经济研究要保持关照现实的优良传统。我们这个民族从近代以来一代代人谋图强，经济学家一直走在前列，新中国建立前的一代经济学家到农村一线调查，探讨中国社会的性质；1980年代的一代学人直接推动中国改革；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学家更是直接参与体制设计与建构。这是中国经济学家非常好的品质。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理论没有奢侈到只是为了发文章。理论如果奢侈到只是发文章，只是拿它作为考评体系，这个学科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中国经济学的未来也必须要关照现实，要解决问题，要回应发展道路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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