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平，男，经济学博士，1951 年出生于北京,1968 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劳动，1978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专业本科和研究生学习，1985 年赴欧留学，回国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经作为富布赖特高级学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作研究，并在欧美大学任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外数家高校的兼职、客座教授，教育部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高评委员会（国际部）成员，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美国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欧盟经济研究会理事，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执行主任，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PECC 国际顾问组成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曾为北京市顾问团成员、教育部经济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体改委学术委员会委员，亚洲开发银行项目顾问。

黄卫平教授作为我国入世谈判专家组成员，为推动我国加入WTO 做过大量工作。 黄卫平教授积极倡导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他的主导思想和学术观点对当时的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加入WTO 之前，学界充斥着多种对未来经济形势的不同判断。当时，国内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加入WTO 之后，我国很多行业，例如农业、金融业、汽车业和对外贸易等重要部门将会受到很大冲击；另外,当时某些学者研究预测我国入世后重要经济部门将会发生负增长，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开始普遍怀疑我国是否应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前, 黄卫平教授坚持认为我国加入WTO 将会极大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而且我国的对外贸易金融业、汽车业和农业将会有更大发展。事实证明我国入世第一年，对外贸易额就增长了

28%。

黄卫平教授的代表作有《GATT 与走向开放的中国经济》（1994 年，主编）、《亚洲经济中的龙》（1998年，合著）、《走向全球化》（2000 年，合著）、《国际经济学教程》（2004 年，合著）、《看不懂的世界经济》等; 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过《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及化解路径》、《核心竞争力也有多元之道》、《全球化视野下中国大企业的成长》、《Early Harvest of ASEAN- China Free Trade Area》、《经济全球化与当前国际贸易摩擦新特点》、《高速增长的世界经济：竞合格局的变化》等国内外非常有影响的百余篇论文;主持或承担过国家、部委若干科研项目，与人合译了《短缺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部经济学著作，其成果多篇（部）获得国家、北京市奖项。主持和参加了十多项国家、北京市、中欧等科研项目。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贸与商务、全球化与经济发展等。

黄卫平教授的主要学术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黄卫平教授将《国际经济学》这一学科推荐到中国高校国际经济学学科建设当中，并为这一门学科的建立与普及做出了卓越贡献

国际经济学是以西方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是一般西方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的应用与延伸，是经济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包括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收支理论、汇率理论、国际金融制度分析、要素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理论、开放的宏观经济均衡、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等重要内容。

二、 黄卫平教授率先在国内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并提出要客观看待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这一观点

经济全球化尽管能够使得参与者获利，但利益的天平绝对不是平衡的。从总体上讲，发展中国家由于其所具备的各种内部条件以及基于利益的与外部的各种联系，在国际经济环境中显然处于被动的地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将使发展中国家更加难以改变边缘地位的状况。当然，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抓住机遇，利用后发优势，结合本国国情，量力而行，适当部署，也可以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发展机遇，在发展与发达之间搭起“金桥”。

融入世界经济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但同时也有可能因此而付出代价。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是参与者之面。发展中国家由于其所具备的各种内部条件以及基于利益的与外部的各种联系，显然总体上属于前者。因此探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它伴随现代经济的出现而出现，伴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在世界经济史中，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最初是劳动力，然后是商品，继而是资本，今天则发展成为综合的要素流动，其中科技要素的流动具有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曾经被认为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流动，实现最佳配置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的内涵至少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但是全球经济竞争也在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其突出表现为商品和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国际多边流动日益加强；其主要因素是信息革命以及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即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深刻过程。

由于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此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也必然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的学者大多认为，这一进程带给发达国家的主要是经济的负面影响，将国内出现的失业、收入下降、产业外流等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并认为在这一进程中，由于发展中国家廉价产品可以自由进入发达国家，因此只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这样的观点从美国、欧洲学者发表的论文、专著，甚至政府研究报告中均有反映。发展中国家正好持相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利益为发达国家所获得，发展中国家在有一定利益的情况下，“边缘化”的趋势被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在不断拉大，从经济不发达向经济发达的转化似乎比过去更为虚无缥缈。

（二）国际政治关系的基础是强权，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则是利益

以强权为导向（power oriented）的世界，尽管平静，却永远充满纷争，而以利益为导向（benefit oriented）的世界，尽管竞争是常态，却有可能存在着因此而产生的理性。由于利益的驱动，各国在经济结盟与残酷竞争之间往往仅有一步之遥，竞争促进人类进步，而结盟却也可以收到规模与互补的巨大利益，表现出事物的相辅相成和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存在着需要探讨的方方面面。

今天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大行其道，已经将经济中的积极参与者区分成为体力意义上的人和脑力意义上的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中国古训，在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外围的定位在科技革命中又一次被凝固化。宇航技术、信息科技、生命科学、核子利用这些人类20 世纪的科学技术伟业，或宏观到与天地合一，或微观到见微见细。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利益的创建、分配过程中，“造物者”横下一条心，就是要偏向地球村的某些成员而冷落另一些，形成了人们常说的20 世纪科学技术的“好处”在中心的局面，而这一中心－外围结合中，利益似乎总是从外围流向中心，其结果往往表现为“富裕在世界的一端积累，而贫困在另一端积累”，这一情况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创出了新的记录：1995 年，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最贫困国家的515倍，1995 年至1996 年，世界上最富有的358 个人的财产之和等于最贫困的23 亿人的财产。发展中国家，或者说人类在21 世纪来临之时，应该对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我们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进行反思，尝试着为自己、为子孙、为地球村摸索出新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战略来。

三、 黄卫平教授对百年的世界经济史有过精辟的总结，并指出现今的世界，通过游戏规则的制定和贯彻控制资源与产出流动方向的国家，才是世界经济中真正的强者，其利益才可以得到根本保障

黄卫平教授认为在后军事征服、后殖民统治时代，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地控制住全球资源的流向（如20 世纪最重要的是石油资源的流向，在21 世纪的今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是决定未来生产力趋势的高智力人才和资金的流向），以及控制住全球经济产出的流向（如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品、对未来有重要主导作用的高科技产品的市场流向），这

样的国家才可以用“真正的强大”来形容。回顾百年世界经济历程，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具有或具有过这样的地位。在资源、产出双流向控制的基础上，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中、经济产品标准规格的确定中，如果能够具有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的导向力量，通过游戏规则的制定和贯彻，在经济竞争中“不战而屈人”，那将是世界经济中真正的强者，其利益也可以得到根本保障。今天的世界经济，能够控制资源与产出流动方向的国家，显然是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因此，经济全球化尽管能够使得参与者获利，但利益的天平绝对不是平衡的。

黄卫平教授认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决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高一个层次的产业结构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低一个层次的产业结构。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低一个层次结构中的设备，在高一个层次的产业结构的眼中，大抵只能属于废铁和原料。人们一直都在讲，美国发明了半导体的生产，但在规模生产上败给了日本人甚至韩国人，市场也让给了日本人或者韩国人，并认定这是美国在产业上的失败与悲剧。但很少有人换一个角度来分析：在高技术时代，半导体仅仅是一种原料和中间产品，完全受到高技术发展趋势的左右，美国人有什么理由不去让日本人、韩国人生产这种投资大、产品率低的“原料”，而自己集中全力去发展IT 产业，以向芯片中凝结智力产品为武器，同时可以居高临下地控制后者的产成品在市场中的实现呢？另外，由于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产品的无形损耗日益加大，加工出来的产品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已经成为过时的压库负担了，计算机从386、486、586 到奔3奔4 的发展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一进程，由东亚生产这些硬件产品，无形损耗由东亚承担，美国则脱身去从事其他的更有“意义”的生产。人们知道，头脑的思维远快于生产过程的改进，东亚进行大量“硬产品”的生产，必然面临承担已有产品被迅速淘汰的风险（当中国取代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产品的生产中心时，上述风险便会实际地呈现在中国的面前）。今天，美国是以创新来增提附加值的，价值的载体是无形产品，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又可以很好地适应快速更新换代的要求，不怕已有库存的贬值，微软的生产经营过程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却很难享有上述利益。从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分析中，人们认识到，惟有把握住了科技进步和产业革命的脉搏、实施灵活的企业发展模式，以市场为导向构建经济运行制度，以积极的对外开放来促进变革，一国的经济才能后来居上；稍有失误，就会贻误战机，被他国超过。正是近年来科技革命使得产业从有形向无形发展，从体力主导向智力主导变化，造成了经济运行制度结构的若干转折。在转折时，一些国家脱颖而出，另一些国家被从世界经济的快车中甩出去是很自然的过程，但对于被甩出去的国家而言，如果不奋起直追，结果将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痛苦。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将使发展中国家更加难以改变边缘地位的状况，但也给了发展中国家新的发展机遇。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劳动与资金有着相互替代的某些可能，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尚有发挥巨大作用的余地，但随着资金与技术高度结合的经济发展时代的来临，经济规律显示出，劳动与资金的替代程度极大降低，其结果便是发展中国家固有优势

的丧失，身处边缘地位的状况难以很快改变，南北差距将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重要的是将体现在质量和结构上。然而，发展中国家如果能抓住机遇，利用后发优势，充分吸收发达国家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本国国情，量力而行，适当部署，经济全球化也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在发展与发达之间建立起“金桥”。

　　1.发展中国家“阶段性”参与信息时代的可能。今天，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是资金与智力的结合，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资金缺乏，但具有一定数量高资质的人才。在信息基础设施总体结构中，有的部分并不完全基于自然资源或大规模的投资，甚至可以找出完全不依赖于自然资源的部分，但这些部分却往往与高质量人才的创造性工作分不开，例如在软件开发方面。才智面前人人平等，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人才在发达国家已有的研究成就，给我们以启示：发展中国家可以凭借自己已有的高科技人才存量，在信息高速公路的某些“路段”参与国际分工，从一定的侧面跟上经济发展的新脉络，为将来打下坚实的基础。事实上，中国在国外的学者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仅美国微软公司的华人专家就达数百人，这些人如果短期回来讲学、工作，将对中国的信息产业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除了作为一种新产业之外，信息产业必须与其他产业紧密结合才能创造出经济的新发展。发达国家原有产业基础好，新的信息技术将从广度与深度上促使原有产业更上一层楼，产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将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看成是迈进发达世界门槛的桥梁，但如果信息技术不能与应有水平的产业相结合，则信息高速公路将加重已有的二

元结构，并且将使发展中世界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与其他伙伴的差距加大。

　　2.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新挑战。在传统的产业下，教育的功能是教人遵循各种游戏规则行事，包括法律、条规、标准等方方面面，中国在这样的教育中颇有自己成功的经验。但在知识经济的大潮冲击下，教育的功能与作用，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专家的概念与内涵和经院式教育的结果大相径庭，创造性思维、富于迎接挑战、积极主动、善于合作、具有经营素质成了对于教育的基本要求，国际化、数字化、数量化、应用化的教育使得传统经院式教育存在的必要性受到了挑战，或至少地位在下降。边缘性学科、交叉性学科在兴起，使一些并不成熟的课程具有出乎人们预料的生命力，如电子商务、因特网经济学，教学手段的改进更是令人目不暇接，网上教学已经蔚然成风，在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全校有500多个服务站点、45 个计算机实验室，共4 万多台机器，24 小时开放，学校的教学介绍、师资状况、教学大纲、阅读材料、作业解答、成绩管理等均在网上进行。自从1999 年的学习年度开始，美国已经有20 个大学开始试点为新生配备便携式电脑，在课堂教学中安装使用便携式电脑从事教学的全套设施，并配备了无线上网的网卡。这对传统的教学方式形成的冲击绝对不是用一个“大”字可以形容的，而这对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数字化鸿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在短期内赶上。

21 世纪的世界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今天的国民经济要以知识为背景的高科技为基础，能够控制重要的资源和产出的流向，最终以控制（主导）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高技术的标准制定为目

标，这才是真正的强大。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面对他国咄咄逼人的竞争气势只能以更为深化的改革开放作为回应，发展自己，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四、 黄卫平教授提出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方向———竞合格局的变化

在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世界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竞合格局有了新的特点。21 世纪头十年中期之后，伴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全球市场体系的竞合格局发生了变化，并呈现出一些重要的新特点：

高新技术条件下的产业转移改变了全球生产格局21 世纪头十年中期之后，全球产业的调整，不仅是某些传统产业的转移，更多的是新兴产业的转移；不仅是产业结构的国内调整，而且是产业结构的全球调整。在这次调整中，发达国家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包括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转移。这意味着高新技术条件下的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涉及到一些产业的整体跨国转移，更为重要的是同一产业的部分生产环节的跨国转移，输出方在经营中侧重于关键技术，掌握核心业务，而将其他环节，包括具有科技含量和较高附加值的生产和服务环节，以委托加工等方式转移出去，产生新类型的外包加工贸易。通过经济全球化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了大量的产业内贸易活动，形成了新的世界生产体系。

1.经济体的核心竞争力呈现多元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同经济体参与世界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经济体大多以高科技的产业优势为核心竞争力，有效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在21 世纪的头十年中，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现象产生了：有些国家的高新技术水平并不居世界前列，但利用产品生命周期，对生产流程和工艺标准化的产品进行大规模生产，取得了成本优势。如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IT 工业，或以低成本，或以遍及天下的营销网络为核心竞争力，将其它国家的产品行销天下。这些国家甚至在世界产业分工链中，抓住几个环节，形成专业化规模生产，也能够呈现出很强的经济增长势头。总之，结合本国资源约束条件，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中便够形成本地区具有特色的核心竞争力。

2.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强国体现为控制力。21 世纪头十年，全球经济中强国的力量主要体现在控制力。全球化中谁能够真正地控制住全球资源的流向（如重要的石油资源的流向，决定未来生产力发展趋势的高智力人才和资金的流向），以及控制住全球经济产出的流向（如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品，对未来有重要主导作用的高科技产品的销售流向），并能够以产品标准和全新的商业游戏规则为核心，控制、整合全球的资源为自己所用，才是真正的强国。21 世纪头十年，谁能够以高新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控制世界资源的流向和经济产出的流向为手段，以游戏规则的制定保证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根本利益，才是全球化最大的利益获得者。近年来，各大经济体在全球化中对于控制力的培养与追求，成了大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战略选择，某些经济体实行所谓“单边主义”的基础就在于具备了相应的控制力。

（二）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

21 世纪头十年中，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产业与贸易结构的竞争性、区域贸易集团的排他性、贸易利益分配的矛盾性以及经贸问题政治化等，造成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今天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主要表现为：在公正贸易的旗号下，贸易摩擦增多、贸易保护手段不断翻新。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实施特殊保障措施被充分利用，各种技术壁垒如产品质量标准、技术性能标准和卫生检验与动植物检验标准等，正成为贸易保护的新手段，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也正在成为国际贸易争端的重要方面。另外，贸易摩擦日益波及更多经济与社会领域，环境保护标准、社会保障、汇率制度等已开始成为摩擦的起因，而围绕资源的贸易矛盾正在逐渐显现。从地域结构上看，贸易摩擦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之间，也发生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内部相互之间。这反映了国际经济利益矛盾的错综复杂性，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在国际贸易领域内的表现。

（三）发展中世界正在逐渐形成二元结构

21 世纪头十年，发展中世界已经出现了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甚至还有最贫困的国家不同群体日益分化的情况。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已经使得彼此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观点、政策取向，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取向，产生了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是发展中世界的一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而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交往时会发现，从总体上看，中国与其他发展中世界成员，在经济结构、资源禀赋、要素存量、需求层次、科学技术方面的差异较小，互补、依存的不对称性较弱，这使得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除了因利益的交叉而存在合作外，还存在着在引进外国资金、争取国际援助，尤其在争夺出口市场等方面的利害冲突和竞争。处于经济发展不同层面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正视和正在着手解决这些冲突与矛盾，以克服这种新二元结构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五、 黄卫平教授对近年来世界经济的预测准确性极高，之后的世界经济状况给出了最有利的证明

（一）对2007 年的经济发展预测

1.2007 年世界经济的走势取决于美、欧、日的经济增长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增长。世界三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一半以上的份额。他们的经济增长快，则世界经济增速快；他们的经济平稳，则世界经济平稳；如果他们的经济下滑，世界经济则必然滑落。笔者认为，尽管美国经济总体仍处于健康状况，制造业生产仍保持适度增长。但是，影响美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进入2007 年，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多次表示，美国经济有可能在2007 年年底步入萧条，尽管难以预计经济每次出现萧条的具体时间，但美国经济自2001 年以来持续增长，有迹象显示目前的经济周期正在接近尾声。他认为美国产业的边际利润已开始

趋于稳定，这是经济周期循环中步入萧条的早期迹象。尽管很多人预期美国经济可能于2008 年放缓，但不排除美国经济在2007 年底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格林斯潘2007 年2 月关于美国经济“可能”在2007 年底陷入衰退的言论，甚至被认为是促使全球股市于2月27 日和28 日下挫的导火索。然而笔者仍然认为，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具有极大可能，可能出现经济衰退。

2.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机会与挑战并存。2006 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受益于全球经济，“金砖四国”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增长表现出色，保持了旺盛的经济增长势头，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角色愈来愈重要，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笔者认为，尽管世界经济各种潜在风险向新兴市场经济体提出了新挑战，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具有脆弱的一面，但从总体上看，2007 年其经济仍然会处于稳定增长状态。

“金砖四国”占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比重较大，只要他们的经济趋势向好，则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总体的经济状况就会很好。从各种角度看，中国经济2007年将会有10％左右的增长，印度、俄罗斯经济增长也会有7％~8％，唯独巴西经济增长速度较慢，但也会在4％左右。

3.世界经济失衡已经形成影响增长的较大风险。全球经济失衡日趋恶化，这对经济增长以及世界贸易和金融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尽管不同区域的经济失衡，放到经济全球化的大舞台上正负相抵，达到了初步的均衡，但2006 年全球经常账户盈余和赤字之差已达到全球GDP 的6％。具体体现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连年创新高，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石油出口国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这些已成为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核心，对2007 年世界经济的平稳增长形成了一定的威胁。另外，世界各个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明显：南亚国家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东盟及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受到油价上涨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增速有减缓趋势；非洲正在酝酿经济的新振兴。这些失衡都是2007 年世界经济增长中值得重视的不安定因素，处理失当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二）对世界贸易出现上述格局和特点的原因进行研究与探讨，人们可以对未来世界贸易的状况和走势进行较为恰当的预测

传统国际贸易产生、发展的原因，人们多从传统比较优势的角度去考虑，即在“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原则指导下，各国从事自己国内相对而言呈现强项的产业生产，即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进而出口，则在国际生产和分工中会有利可图。在不同国家间，因为自然资源、环境或人文、社会的差异，可能造成要素供给的多与寡，从而产生供给成本的区别，进而形成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基于这些原因而产生的贸易大多为垂直型，即原料与制成品、劳动密集型与资金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又大多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世界产业像传接力棒一样，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着转移，产品最先在发达国家创造出来；随着生产工艺的成熟和标准化，生产所需要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从创新能力和大量资金转化为大规模和低成本，因而相对落后的国家便具备了生产这种创新产品的优势，于是该产品就会在发展中国家大量生产，而发达国家则从发展中国家

进口。这是一种动态的优势转移，世界贸易由此发生格局的变化。

温特主义（Wintelism）与跨国生产网络（CPNs）的形成是20 世纪后半叶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国际生产领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物，它们使得世界贸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温特是视窗（Windows）与芯片（Intel）的结合，意味着以标准为核心的生产方式的诞生。传统生产方式是产品最终生产者在市场中进行垂直控制。温特主义的特征则是：人们围绕着产品标准在全球有效配置资源，按照标准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生产，形成标准控制下的产品零部件、模块生产与最终组合，标准制定者与模块生产者在分工中能够最终达到双赢。温特主义以高新科技为基础，利用自己掌握的强大信息网络，以产品标准和全新的商业游戏规则为核心，控制、整合了全球的资源，使得产品在最能被有效生产出来的地方进行生产、组合。温特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这种方式又极大地推进了基于生产阶段分工的产业内贸易体系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

在上述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尤其是产业内贸易的发生，使得世界贸易产生巨大变化，具有创新能力、资金优势的国家在新产品标准制定方面有着优势，出现了创新的集聚；具有规模、成本和相应人力优势的国家在介入国际分工的一定阶段的生产中形成产业集聚，全球出现不同产业群落和全新的贸易格局。

（三）今天的世界经济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对于世界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着负面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高科技基础上的产业结构调整、跨国公司的大发展，给世界贸易的未来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使之在新的平台上发展，同时展开新的矛盾。当今世界贸易就是在诸多矛盾中逐步发展的。

1.世界经济增长近期缺乏明显的拉动力，阻碍世界贸易长足发展。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2001 年，美国、欧盟、日本分别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1.4%、20%、7.3%，它们对世界贸易的格局和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进入21 世纪，美国经济陷入困境，复苏比预期缓慢，企业利润和投资处于较低水平，经济低增长滞缓了外资的流入，美元贬值，财政赤字、贸易赤字双高，战后利率超低政策，使美国对世界经济、世界贸易的拉动作用受到限制。欧盟尽管一体化进展顺利，使欧元成为现实，但仍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失业率偏高等困难；日本存在着巨额银行不良债权、政府财政赤字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鉴于此，它们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影响力都在下降。世界三大经济体无法有力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亦由于占世界经济份额太小，难以对世界贸易增长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世界贸易近期内难以得到长足的发展。

2.世界通货紧缩影响世界贸易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发生过因全面过剩、“滞胀”和石油危机等而造成全球性衰退甚至危机，但全球性通货紧缩还是第一次。美国的核心消费物价指数近来出现罕见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下降；日本的消费价格指数连续3 年下降；许多国家的收入、需求和投资陷入相关性萎缩，全球性价格下跌、需求不足的情况日趋严重。为刺激需求，美联储连续13 次降低利率，联邦基金利率现在为二战后最低；日本基本贴现率为0.1%，实际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欧洲央行贴现率尽管略高些，但平均下来，世界主要国家利率是处于几年来的最低水平。世界主要国家因财政赤字的困扰，财政政策运行空间缩小，限制了以减税鼓励消费和投资，扩大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增长措施的运用。通货紧缩，货币政策作用程度降低，财政负担加重，投资者信心不足，国际商品价格明显下跌，世界贸易便很难有大幅度增长。

3.世界贸易摩擦程度在提高。全球贸易摩擦近10年内数量大幅度上升。据统计，从1995 年至2002 年6月，全球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979 起，反补贴调查147起，保障措施案件（至2001 年底）114 起。1995 年至今，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共立案275 起，包括日美“汽车战”、欧美“香蕉战”、南北“医药知识产权战”、中美“彩电案”、因美国而挑起的全球钢铁贸易战等。贸易摩擦已经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方面扩展；同时，从当初欧美贸易摩擦到美日贸易摩擦，今天已经扩展到全球范围内，全方位地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

4. 非经济因素对于世界贸易影响日益凸显。“9· 11” 事件以及其后从美国蔓延到世界各地的恐怖威胁，不仅给航空、保险、旅游界带来巨大损失，而且因为恐怖活动对物流的毁灭性打击，也对世界贸易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伊拉克战争尽管结束，但对中东局势、世界经济的影响难以确定，巴以冲突并未因“路线图”计划而消除，导致世界石油价格大幅波动，虽然今天油价上涨对经济的影响程度远弱于20 世纪70年代，引发世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减小，但将延长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从而影响世界贸易的增长与格局变化。

六、 黄卫平教授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及化解路径

黄卫平教授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在建设全面小康、追求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总结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探讨化解矛盾的路径。当今世界在经济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中国人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复杂多变的经

济全球化环境中建设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给我们提出了若干重要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时需要思考和回答的。

（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在于走共同富裕之路，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达到经济全面现代化，建设和谐社会。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始自1978 年的第一阶段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受益权，开始尝到了温饱的甜头；1984 年开始的第二阶段改革则基本解决了城市居民生活在短缺经济阴影下的状况；邓小平南巡发起的第三阶段改革确实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而新一轮和谐社会的建设，目的则在于落实、实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让人们最终共同富裕的设想。这一阶段的改革应该可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通过资源合理配置，大力推行共同富裕，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使中国逐步走向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新时代。

中国经济起飞、发展的历程，有着许多令世人瞩目的东西，也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应该看到，无论是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政治经济环境，还是生产目的、发展的经济和政策运行模式，都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特色。只有遵照邓小平理论和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深怀民本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尊重民众的首创精神，办实事、求实效，才能引导人们走上共同富裕、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之路。可以说，中国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在努力实现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以有为政府为核心，以完善诚信市场体系为手段，以促成和谐社会的构建为目标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努力形成以民为本、立足于民、民有民办民享的政策导向，最终将经济的活力、实力、动力、潜力转化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富足生活。中国经济发展正在体现的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社会的共同福利水平、维系可持续发展、社会文明呈现不断提高的本质性特征，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才会出现人们所期望的“经济活、社会稳、生活好、民风淳、干群和、面貌新”的和谐社会大局。常识告诉我们，当人们面临没有饭吃的情况时，需要解决的只有一个问题；当人们吃饱饭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便多了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渐进深化，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但各个行业、各个地区深层次

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经济继续发展和深入改革的成本明显上升。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做到平滑转轨，低成本、平稳、顺利地实现跨越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在中国经济奇迹般地实现了从普遍短缺向相对过剩的历史性转变之后，面临着经济转轨、资源紧张、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竞争更加激烈的局面时，使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突破，向更高层次的产业结构过渡，为实现经济腾飞奠定坚实的基础；如何顺应经济发展，调整所有制结构，积极鼓励多元所有制，如国有、股份、三资、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使它们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如何解决大多数企业融资困难，规模狭小，运营艰难等问题，使它们能够较好地顺应潮流，蜕变自新，突破资金、规模局限，登上自我发展的新台阶；如何使国有企业改制平稳起步，无震荡地完成股份制改造，职工得以平稳转换身份，国有企业轻装上阵，再次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如何在国内银行呆账、坏账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时，处理好银行的呆账、坏账，使之处于低水平，形成很好的良性循环；如何在就业压力逐步加大，新的工作岗位急需增加的时候，通过制度建设、结构调整、发展经济，开创基本充分就业的好局面；如何在面临经济全球化挑战时，进一步促进对外开放的双向流动，发展中国经贸事业的更好局面；如何将政府职能转换的任务逐步规划落实，使“小政府、大服务”蔚然成风，政府服务定位准确，实施到位，收到明显的效果；如何实实在在地打造诚信社会，使之作为完善市场机制的重要环节，通过教育和制度将诚信作为人人需要恪守的基本信条；如何在一些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某些社会生活中的负面现象时，使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普遍提高。这些都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小康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二）中国经济发展中若干矛盾化解的路径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经济的全球化，中国出现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即便在转轨中也从未产生过的现象。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若干重要矛盾与规律，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经济政策和手段，创造相对过剩基础上的发展新模式。

1.中国出现了较大面积社会产品的相对过剩。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通过发展生产力满足最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出发，社会主义不会出现过剩，因为只有通过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去适应、满足动态前进的需要。又由于人们在各个方面的进步，物质、文化需要的发展是没有尽头的，生产便只能努力去适应而不可能超过需要的发展。而且只有在物质财富极大涌出时，人类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大多处于短缺困境，也从另一个方面反证了生产与需要的关系。但中国在转轨过程中，却出现了双元经济结构下较大范围的“相对过剩”，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第一次。由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是充分解放生产力，满足社会需要，相对过剩并未被认为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也极少在过去的理论探讨视野之中出现。这一现象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给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和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对这种基于双元经济的过剩现象有过深入论述，就更需要从理论上对于新现象给予有说服力的分析，并以科学分析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

2.我国历史上以短缺状态为基础的经济政策思路受到了挑战。摆脱短缺、告别不足、争取丰衣足食实际上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初衷。因此，1978年、1984 年和1992 年进行的不同阶段的改革开放，目标并不复杂：通过制度改革，解放生产力，达到产出数量扩张，解决物质短缺供给不足，即实现数量目的型改革。政策上无论是让利放权、引进市场、明晰产权、科学管理还是鼓励人口流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三步走的思想，在克服短缺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也经历了高速的发展。到20 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基本摆脱了短缺，出现了几代人日思夜想的物质财富，经济从短缺转化为结构性相对过剩，这说明我们最初制定的改革与发展目标已经达到，这种物质丰富的情况也为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对于中国长期存在的短缺，各种票证、配给有效政策工具的使用，体现着人们对缓和短缺带来的影响有着相对成熟的应对之策。但由于中国社会未曾出现过大面积的相对过剩，政策思路、政策工具从未在这方面有过准备，且由于惯性，以增加供给为出发点的改革措施和思路在20 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仍在执行，以需求和供给双拉动促进发展的新思路尚未形成，因而出现了来自需求方面的瓶颈，在政策制定上缺乏成熟的做法，这就需要我们从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社会经济矛盾出现时，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

3.今天的改革开放应该是全面提升中国经济社会质量的改革开放，即质量目的型的改革，这是改革开放的全新阶段。1978 年的改革解决了农村的吃饭问题，1984 年的改革开始触动城市经济体制，1992 年的改革开始了市场化的取向，使得一些人先富了起来；今天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重要意义在于建立“共同富裕，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这样的思想由邓小平提出（一些人先富起来，继而共同富裕），并由新的领导人带领人民通过不懈的努力完成，为此，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就必须有继承有发展。在现实条件下，中国出现了恩格尔系数下降，基尼系数却在上升的情况，这似乎与改革的初衷产生了背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的理论内容，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提出，就是要对社会主义的这类新现象给予说明，并对下一阶段的改革开放实践给予方向指导的尝试。中国只有逐步向全面小康即民众的共同富裕迈进，才可能创造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这需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民为本，创造民有民营民享的和谐社会的富裕文

明，创造出在较长期相对过剩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

　　其一是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社会单元。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以民为本。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如何完成转制，社会又保持相应的稳定，同时将新制度建设的成果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普遍提高，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应有内容。

中国传统企业一般都具有至少两个职能：一方面企业是生产单位，另一方面它也是全体员工的“单位”，负担着向“单位人”提供社会福利和服务的功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转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将这些社会功能进行剥离，交给独立的社会职能部门去做。然而经验表明，这种剥离一旦有失误，便容易造成相应的社会震荡：过去企业在面对政府时是下级经营单位，但面对员工则具有提供相应的政府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如员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幼儿园、子弟学校、食堂、医院、娱乐、养老、保险提供等，企业改制实际是全面摆脱非生产性的社会功能，但这些功能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单元来承接，即应逐渐转移给社会去承担，但过去因社会上实际没有相应的社会单元承接这些必不可少的功能，形成了下岗工人被“抛向”社会但无人承接或承接不好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地区安定团结的局面。

遵循科学发展观，促进中国特色新文明社区建设，其重要性在于构建新的社会单元，社区应该被建设成新的社会基本单元，承接原本由企业承担的社会功能。由企业剥离出来的分流人员，剥离出来的社会服务，均在新社区的范围内得到安置和落实，这样做稳定了社会，提高了社会生活质量。员工从自然人变为经济人是由企业改制完成，而从自然人转变为社会

人的功能则由社区承担，彻底地将老式的“单位人”转变为新式的“社会人”，在减轻企业负担、企业得以有效经营的同时，企业原有的社会功能由新的社会单元很好地承接，在改革中“企业管生产、社区管生活”，可以避免震荡，维护社会稳定，理顺改革中政府、企业、员工、社会的关系，建立员工的新“归属感”。有了新的社会关系结构，不仅可以解决广大群众在企业转制中的“后顾之忧”，而且能够积极地提高广大居民的生活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形成和谐社会。在实践中构建新的基层社会单位，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支撑点，在理论上寻找分析的出发点和经济细胞（类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商品作为经济细胞，作为研究出发点），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二要建设诚信市场体系与和谐社会。现代资本主义往往要求“身体交给市场，灵魂交给上帝”，但是不成熟的中国经济运行却出现了“身体交给市场，灵魂也交给市场”的情况。这造成了当前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市场取向的改革与社会诚信之间的矛盾。建设一个有诚信的市场体系，是发展经济的当务之急。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指令与服从，市场取向的改革使得市场中的参与者（包括民营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地位是平等的，他们活动的基础是契约，而契约的基础是信用。中国市场缺乏的是信用基础，很难想像没有个人信用，却能产生很好的社会信用和市场信用体系；而没有信用的市场对经济发展很难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社会信用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人使用信用卡，因此也不存在个人信用记录，也无法考察每个人的诚信情况。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没有个人信用就很难建立社会信用，而没有社会信用的建立，也就没有市场中的诚信。逻辑关系是：具有个人信用的社会，市场的中介和企业才可能讲信用，有序、有诚信的市场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在构建个人、社会、市场信用的全过程中，政府讲信用、办事有诚信，则是一切社会诚信现象的集中表现。因为只有政府“言而有信”，以诚信为本，上行下效，诚实守信才可能蔚然成风。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下，政府的最高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以民为本，引导民众走共同富裕的和谐之路，是政府的根本职责。因此，在两个文明建设中，以民为本的政府的任何行为都应该具有必然的诚信基础，否则便失去了为民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从市场经济角度探讨过诚信的作用，但现实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的形成却不能没有理论的指导。从理论上讲，任何有效劳动，即形成价值的劳动都具有二重性———劳动的私人性和社会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当二者高度统一时，诚信才是必然的。只有员工的个人身份摆脱了单一生产要素身份的束缚，员工主人翁的责任感才具有了新的基础。他们在为社会生产的同时，也能真实地感受到自己的利益有机地融合到这种生产中，也是在为自己生产，人们才可能从社会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的角度明白诚信的重要性。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只有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建设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形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融合，产生社会的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