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后，大家讨论最热烈的，不是三位诺奖得主关于随机对照实验（RCT）或者田野实验（field experiment）的具体成果，而是其中两位诺奖得主的“八卦”新闻——MIT（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教授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女同事迪芙洛（Esther Duflo）之间的“师生恋”、“第三者”以及最终“修成正果”。

当然，也有很多人注意到迪芙洛作为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身份（她才47岁！）。

相较之下，另一位诺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雷默（Michael Kremer），真的算是“默默无闻”了。

在“八卦”背后，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印度元素。

今年第一位获奖者班纳吉是印度人。他1961年出生于印度，1981年在加尔各答大学获得本科学位，1983年在贾瓦哈拉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之后离开印度赴美求学，并于198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在，他已经加入了美国籍。

在班纳吉之前，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人是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先在印度获得本科学位，之后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森因为在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上的杰出贡献，独享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因此，到目前为止，一共有两位印度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从1969年瑞典中央银行设立“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在过去51年中，总共有84位诺奖得主。如果不考虑双重国籍，那么其中有美国人58名，英国人7名，法国人和挪威人各3名，前苏联和印度各2人，其它国家的9名（如图1）。

美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稳居世界第一，因此超过一半的诺奖得主来自美国，这并不奇怪。诺奖毕竟是欧洲人设立的，因此来自英国、法国、挪威的欧洲人得奖不少，这也不奇怪。但是印度居然有2人得奖，印度既不是经济强国和科技强国，也跟欧洲没有直接的地缘关系，这不是很奇怪吗？

作为隔壁邻居的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明显高出印度一截，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更是举世公认，为什么却没有一个获奖者呢？

图1 1969-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国籍分布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主题优势。森长期研究贫困、饥荒和不平等，出版了《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论经济上的不平等》等著作，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班纳吉这次获奖的主要理由是“运用实验方法为全球减贫做出了贡献”，因为他一直高度关注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并于2003年创立了“减贫行动实验室”（J-PAL），在减贫方面可谓“知行合一”。

无论是森还是班纳吉，都高度关注贫困问题，研究的是“穷人的经济学”，这体现了一种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这种情怀很可能跟印度是佛教发源地有关。反观中国，一流学者很少研究贫困或农村问题。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曾经感叹：农村问题是中国人口最多、最重要的问题，但是研究的学者却最少！讽刺的是，在他说完此话没多久，他的研究领域便从农村问题转向了城镇化和宏观经济问题。

毕竟，中国经济学家的主要读者不是农民，而是城市居民，特别是关注买房和投资的中产阶层。

第二个原因是国别优势。印度被认为是全球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很大，这客观上产生了丰富的研究素材，特别是为随机对照实验或田野实验提供了绝佳的场所。

问题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这些国别优势，为什么就没有人通过研究城市化、经济转型或者产业升级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呢？显然，只有主题优势以及国别优势是难以获奖的。

关键在于，森对不平等问题做出了原创性的重大理论贡献，而班纳吉对贫困问题提供了可以推广的实验方法。目前，只有极少数华人学者对转型问题做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贡献，而几乎所有华人学者在方法上完全是复制已有的西方经济学思路，这两方面的学术贡献都不足以荣膺诺奖。

第三个原因是学术偏爱。印度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与英语世界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更重要的是，印度有西方的选举制度、联邦制度、私有产权以及自由的金融体制。在西方学者眼里，印度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正在朝着西方经济学所描绘的经济发展道路稳步前进。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创立者、维护者，西方学者从内心希望印度能成功，相信印度的故事，并愿意助推一把。我宁愿善意地将其理解为一种学术偏爱。

我曾于2009-2010学年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在各种学术会议上，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使用印度数据的文章，从未有人质疑数据问题；而使用中国数据的文章，经常被听众质疑数据的可信度。

不要忽略西方学者对印度研究的“感情因素”。我知道很多研究西方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的人坚信“学术无国界”。一方面他们相信“人人都是自私的”（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另一方面他们又相信西方学者都是无私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从学术偏爱的角度很容易理解班纳吉和迪芙洛这对“史上最强诺奖夫妻”的出现了。班纳吉是印度人，关心印度的发展问题，而迪芙洛擅长实验方法，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大约从2003年开始，他们合作在印度大规模开展各种随机对照实验，例如给学生安排补习和助教、给穷人接种疫苗、给农户发放小额信贷，这些文章大多数发表于世界顶级经济学期刊，包括《经济计量》（Econometrica）、《经济学季刊》（QJE）、《美国经济学评论》（AER）等。

绝大多数普通学者终其一生都很难在世界顶级经济学期刊发表一篇论文，而他们这对“夫妻档”迄今为止在这些顶级期刊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除了主题和理论贡献，同样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迪芙洛作为MIT教授，多年担任《美国经济学评论》的主编以及其他顶级期刊的主编或者副主编。

于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产生了，究竟学术界是否存在所谓的“话语权”之争呢？当然存在。

正如行为经济学创始人之一、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塞勒（Richard Thaler）在其学术自传《“错误”的行为》一书中所坦承的，行为经济学要打破主流经济学的垄断，就必须大量培养学生、发表论文和制造影响。

其实，我特别欣赏《黑天鹅》作者塔勒布（Nassim Taleb）的一句话：“社会科学理论的命运取决于其传染性，而不是其正确性。”

因此，中国学者面对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要在研究上奋发有为，也要在话语上有所作为。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