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在上海交通大学120周年校庆活动中，92岁的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毅然推开为他准备的椅子，站着为学子们演讲，感动网友。同一天，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逸夫会议中心，全场听众为另一位92岁老人热烈鼓掌。他就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研究权威卫兴华教授。

2015年12月17日，他和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共同获得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他被誉为“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最早系统研究和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最先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8日，他将吴玉章终身成就奖的100万元奖金全部捐赠出来，用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及优秀成果奖励。

这一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研修班在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办开学典礼。来自政府机关、中央党校及各地方党校、各高校等百余个企事业单位的220余名正式学员参加学习。

2014年10月6日，也是在这里，人民大学为他举办了90华诞暨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研讨会。他的学界友人、师门弟子、亲朋故旧等一百六十余位校内外嘉宾参加活动。

上网百度他的简历，显示：卫兴华教授1925年生于山西，1952年以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留校任教。1983年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198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1987～1993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总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科规划小组成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

这段简短的百科简历，省略了这位老人一生中多少风雨经历和学海苦行。也没有说明“卫兴华”不是他的原名，他本叫“卫显贵”。

1925年，黄埔军尚未北伐，孙中山廖仲恺相继去世，共产党人风华正茂，军阀不顾列强环伺年年混战。卫显贵就在这一年出生在偏远的山西省五台县善文村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据《中国经济时报》李成刚和赵姗2014年报道：

卫兴华称：“我是在母亲穷愁的眼泪和叹息声中长大的”。为了“转换门风”，6岁时卫兴华的父亲送他读小学。不久后，父亲又送卫兴华到离村30里的东冶镇沱阳高等小学读书。“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东冶镇，卫兴华被迫辍学回村务农，但想读书上学的念头片刻未息。

后来，卫兴华在东冶镇济生恒药材店当了一名小伙计，不是正式店员，而是打杂的临时工，只供伙食，没有报酬。“我给人家做饭，给掌柜的提茶壶、倒夜壶，有时也帮助卖药丸。”因为读书求学的渴望，1942年卫兴华考入东冶镇一所中学补学班，失学4年后又进入学校读书。当时东冶镇驻扎着日本侵略军，考入补学班，卫兴华将以前小学老师给他起的官名“卫显贵”改为“卫兴华”，以表示抗日救国，复兴中华之意。

因为不愿受到奴化教育，卫兴华离开补学班，通过日军封锁线，到了晋西隰县，考入进山中学。这所学校的负责人是中共地下党员、情报战线的先驱、教育家赵宗复，受其影响，在这里，卫兴华系统地、有选择地阅读学习了进步文艺书刊和社会科学读物，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抗战胜利后，进山中学迁回太原，卫兴华被选为学生会理事长，参加了进步社团“投枪社”。

1948年11月，卫兴华进入华北大学读书。解放后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卫兴华转读于该校经济系。1950年人大成立政治经济教研室，前苏联专家要培养研究生，卫兴华被挑选上，成为人民大学的首届研究生。1952年，卫兴华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开始了自己教学、研究的治学之道。

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卫兴华经历了政治生活和教学与研究工作中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曾先后被下放劳动、参加“四清”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磨难，经历了走“五七”道路的特殊历史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在线梁卫国和杨崇海则报道了他所经历的牢狱磨难：

1946年，卫兴华参加了地下革命工作，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捕入狱，出狱后，组织安排，于1948年6月到北平从事革命活动。

“文革”期间，卫兴华曾被打成叛徒、特务，他说：“在人生最艰难、最无助、生命无保障时，我给自己的最低要求是既不自杀，也不被杀。最后证明了我是清白的。”

改革开放后，卫兴华他以执著和饱满的热情，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传播和发展，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入，一系列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了出来，经济理念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日趋紧密，卫兴华的研究内容也逐步扩大。在继续研究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同时，他的研究领域更多地转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论、经济运行机制理论、所有制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公平与效率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领域。

《中国经济时报》这样评价他：

卫兴华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他尊重权威，而不迷信权威。“我要求自己，也要求我的学生，做学问要‘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众’。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卫兴华认为，理论是真理的喉舌，而不是权势的奴仆，在研究中不能做“风派理论家”。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很理解、很了解需要讲什么、该讲什么、上面想让我们讲什么，但我还是要讲真话。做学问、做理论搞投机、讲假话，不是真正的学者。”

引人深思的是：

改革开放前，卫兴华一直被认为是“右翼”学者，而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他又被看成是“左翼”学者。“偏右的人认为我左，偏左的人认为我右，其实，认为我是右，因为他左；认为我是左，因为他右。”“我提出任何一个新观点后，总会有反对的声音，‘大家都那样讲，怎么你这样讲呢？’但我讲的观点都有我的理论根据，慢慢地很多人就赞同我的观点了。”

8日的开幕式上，他安静坐着没有发言。在1月份的第一期研修班上，他还讲了两个小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理论问题》。而去年9月，在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学习《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理论研讨会”上，笔者曾见到他，白发苍苍但是依然抖擞精神，为中国国企改革的总体框架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之方向明确而感到欣慰。（《人民大学召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理论研讨会：谈主义，谈问题》）

当时他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全面改革的决定，这是个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说提出了细则。没有顶层设计和细则就容易被曲解。他批评有人在党的刊物上撰文称混合所有制就是国退民进，国家应该放弃对企业的控股权。他对妖魔化国企的声音十分忧虑。他认为《指导意见》做出了明确表态，做大做优做强国企意味着私有化路线被中央拒绝。

他始终坚持思考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新问题。关于控股和混合所有制问题，他有力地说道：“发展混合所有制应是双向混合，交叉持股，而不是单相混合，只让私资参股国企。《指导意见》非常明确地阐述了国资也可参股私企的问题。不是有人经常埋怨私营企业贷款难、资源分配不公？那么国有资本参股私企可以缓解这方面的问题。控股问题是关键性问题，《指导意见》关于控股问题也提出了明确意见。控股要根据国企不同类型分别实施，主要在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的商业类国企，要保证国企的控股地位，私人资本可以参股，但不能控股。除此之外，国企可以绝对或者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可以参股’，意味着由私人资本控股，这是特殊情况下少数的情况。因为国企在市场竞争中是优胜劣汰，经营不善的少数企业会倒闭、破产，国家需要处置低效率、无效率的资产，要淘汰落后产能。这类企业可以由私人控股，国有资本参股。”

2015年他还在《人民日报》撰文破解西方“普世价值”迷信。他还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队伍的青黄不接操心不断。

但是他没有发言，就那样安静地坐着。对台下坐满的学员，他应该感到一丝欣慰。这是第二期研修班，学员人数比第一期多了一倍。

到了捐赠环节，他颤颤巍巍举起了捐赠牌匾。然后拄着拐杖在工作人员护送下，默默走下讲台，提前退场。经过听众席，来自各地的学员们自发鼓起掌来。笔者匆匆用手机拍下了他的背影。

满堂或年轻或沧桑的学员们，将开始自己为期五天的政治经济学研修。对这门学科或由衷热爱，或按部就班，今天都会受到一些触动。

卫兴华老师离场后，经济学院张宇院长开始了第一讲，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形成发展与历史贡献》，总结疏理历史进程，主要理论，逻辑体系，面临问题及发展趋势，追问共产主义到底有多远。涉及很多新问题新观点，例如机器人劳动带来的挑战，“运动员与裁判员”为什么是话语陷阱，互联网发展究竟带来家庭化的私有制生产还是进一步造成垄断？观察者传媒将陆续报道研修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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