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Vs美国霸权贬值

中美再平衡真相：

　　人民币升值Vs美国霸权贬值

　　在目前世界经济寻求由失衡转向平衡的过程中，以中美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面临一场结构调整的博弈。「再工业化」过程或令美国经济增长引擎由消费转向投资，而对中国来说，积极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刺激居民消费无疑是博弈中的最优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在重构平衡过程中产生的诸如贸易保护、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将可能转化为政治领域的争端，必须高度警惕。「后危机时代」中美在各自转型的过程中，应顾及对方的核心利益，互相调适，确保「再平衡」过程平稳顺利，避免出现新的危机。

　　「中国模式」显现弱点

　　亟需转变增长模式

　　对此，刘煜辉认为，在美国主导建立的全球经济循环中，中国的地位是异常脆弱的。在原有的国际分工地位使得中国经济很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同时也令中国经济发展迟早会面临「需求天花板」，难以为继。

　　「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非常高。外部需求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旦外部需求短期内急速下滑，必然会引起中国经济的快速下滑，加大中国经济的波动风险。从目前看，这种发展模式的收益在逐渐变小，压力日益增强，内部面临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的压力，外部面临贸易环境恶化的压力，难以为继。」从长期来看，这一发展模式将恶化中国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扩大政府的权力边界，并减弱消费水平，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恶果。

　　「因此从这点看，中国绝不能畏惧，必须坦然面对和承认现行模式的不足，积极调整并顺应『全球经济再平衡』这一趋势。」刘煜辉表示，「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再平衡进程早已展开。例如，中国在下一阶段将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另外，透过抑制过剩产能、推进低碳经济模式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措施，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再平衡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当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都面临了短期调整和长期重塑的压力与挑战，谁调整得越快、越主动，谁将重新确立在未来全球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影响与作用。」在他看来，面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谁拒绝调整，谁将承担未来更大的风险。刘煜辉同时指，「经济再平衡」过程将会给中国带来许多不确定性，中国的出口及经济增长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一旦美国经济朝着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方向前进，影响最大的国家将是对美贸易顺差额最大的国家，中国将首当其冲，且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近来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摩擦。」刘煜辉表示，「美国及其他国家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可能还会接踵而至。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中国将感受到来自贸易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贸易环境的恶化已经超出推进国内经济转型的速度。」那么，在金融危机下弥补外需不足和刺激内需时，如何平衡因出口的突然萎缩而出现的巨大产出缺口呢？刘煜辉认为，主要还是通过政府向公共部门注入强大的流动性，促使短期需求的急升。在他看来，虽然中国经济率先出现了危机后的复苏，但却把一个更加失衡的经济结构留给了未来。例如，当下中国的投资率已超过了50%，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需要有更大的外部需求才能得到平衡。

　　尽快启动内部体制改革

　　「因此，当下中国在实现增长模

　　式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更加注重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不能因为近期欧美经济指标出现好转，又开始奢想重新依赖外部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欧美国家因『补库存』引发的增长效应注定是短暂的，在这一周期结束后，关键还要看内部需求能否迅速跟上。有鉴于此，在实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基础上，只有通过加快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才能真正促进经济增长。为此，『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不仅要继续全球化进程，更要尽快启动内部体制改革。」刘煜辉强调。

　　广东经验：双提升是唯一突破口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雷达在解释如何调整经济结构时特别提出了「广东经验」。他向记者表示，去年7月16日，广东省委十届五次会议提出了「双提升」战略，即「提升产业竞争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在他看来，从「双转移」到「双提升」，广东正主动适应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变迁，并力求在新的秩序形成之前占据制高点。雷达表示，根据历史的经验，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必须建立在制度创新或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可惜的是，从2007年危机爆发至今，还没有看到技术和制度创新的迹象，有关新能源和环保产业的技术还只停留在概念炒作层面上。」在去年9月21日召开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全球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都会伴随着科技的新突破，进而推动产业革命，催生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当今世界，一些主要国家为应对这场危机，都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把科技创新投资作为最重要的战略投资，把发展高技术及产业作为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突破口。这预示着全球科技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时代，重大发现和发明将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新兴产业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美国消费「中国生产」时代终结

　　美国调结构需求收缩

　　从世界经济运行规律来看，每一次由失衡到平衡的过程都可视为自我修正和进化。金融危机结束了「美国消费中国生产」和「美国借贷中国储蓄」为主轴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和分工格局。后危机时代，旧有的循环方式被破坏，但新的平衡尚未建立。以中美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未来增长方式和结构转型的不确定性成为经济复苏的最大阻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认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进程已经展开。「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的确在拿『经济再平衡』来敲打中国，但仔细观察，美国也正朝着经济再平衡的方向进行调整。」刘煜辉向记者表示，从目前情况看，美国经济再平衡的方式就是调整经济结构。一方面，美国政府希望在矫正过度消费增长模式的同时，以政府和民间投资的恢复来推动经济复苏。高赤字重压下的美国政府，迫切需要更多居民储蓄来购买国债，以较低的资金成本为其融资；另一方面，从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上看，金融监管相关改革措施令高杠杆率及借贷消费模式难以再现。他并表示，美国经济已趋于需求的收缩。「主要表现在贷款规模的萎缩、进口和经常项目赤字与2008年相比下降将近一半，以及美国家庭的储蓄率已持续上升至接近两位数水平。尽管眼下依然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并不意味着信用的扩张，伯南克只是尽量想平缓经济调整过程，绝不是想改变经济调整的大方向。」这意味着，由于美国的需求收缩，外部需求亦随之萎缩。而作为出口依赖型经济大国，中国已从全球经济的失衡中获益良多。数据显示，2001年至2007年，中国GDP中出口所占比重已从20%跃至36%，上涨几乎近一倍。如今，「需求天花板」将对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构成极大挑战。那么，中国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应选择怎样的方式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又会遭遇何种不确定性因素呢？

　　新中美关系：

　　从单向调适到双向调适

　　尽管从人均GDP来说，中国的经济实力仍不能和西方相比。但在西方的概念中，中国已成为事实上的经济大国。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问题，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就很难解决。中美合作不仅符合国际利益，也符合两国本身的利益。然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认为，两国共同利益的发展和增加并不意味着两国利益的重合。尽管中国方面一直强调「求同存异」，但国家利益始终具有不可调和性。中美两国既然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如何做到和平共处呢？郑永年认为，这就需要双方互相向对方的核心利益做调适。问题是，美国显然还没有准备好向中国做调适。郑永年指，「对美国来说，自从进入国际体系以来，长期处于领导地位，从来就没有发展出向其他国家作政策调适的心态，更不用说是政策了。发展出这样一种心态很困难，而要把这种心态转化成为政策更为困难。」「尽管美国还不情愿，但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已经到了可以要求美国向中国调适的时候了。」郑永年表示。「中国积聚了相当的实力和能力来要求美国向中国的核心利益做政策调适。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和西方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性，中国有了可以制裁西方的机会。自从中国在近代和西方接触以来，人们所看到的总是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但这次世界第一次听到了中国要制裁美国。尽管这种制裁也会影响中国本身的利益，但在核心国家利益面前，中国似乎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在他看来，中美两国的互动必须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和新的高度。「在中美两国越来越像G2的时候，只有当双方都愿意向对方的核心利益进行政策调适，两国的关系才会达到稳定。」

　　核心问题：人民币汇率

　　在中美双方纠结不清的问题中，贸易问题是核心，而人民币汇率又是贸易争端中最关键的因素。2月3日，奥巴马表示，中国和亚洲将会继续是美国出口的庞大市场，但必须处理汇率问题，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可能会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再次向中国政府施压。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丁志杰院长表示，人民币恢复盯住美元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因此，在适当时机，根据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可以考虑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丁志杰认为，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特别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目标，放眼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在适当的时机转向对称地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应当说也不失为一种更好的选择。「与稳定美元汇率的政策取向相比，汇率依然相对稳定，但稳定的不是对美元的双边汇率，而是有效汇率这种多边汇率。此外，稳定机制的转变不仅恢复了汇率制度的弹性，还提高了汇率管理的灵活性。」丁志杰表示。尽管目前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复杂的国际局势给人民币汇率改革带来了困难，但这显示出中国有能力来主动「接触」和「消化」美国的压力，这就是一种建设性而非对抗性的方法。郑永年表示，「如何把这种策略转化成为实际有效的政策？这是中国面临的艰巨任务。只有当中国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才能改变在中美关系上只有中国单方面地向美国调适政策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