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展方式的对话（１）

　　■本报记者  柏晶伟

　　■对话嘉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　　李义平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怎样在学理上廓清经济发展以及发展方式的含义，克服增长主义的种种弊端，为此本报记者求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

　　增长主义的负面影响甚多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有什么不同？

　　李义平：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是不同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的产品与劳务总量的增加，一般以ＧＤＰ、ＧＮＰ来表示。经济发展除了包括经济增长的内容外，还包括经济结构的转变、生态环境、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生活质量以及幸福指数的变化和提升等，是高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上所讲的经济发展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中国经济时报：现实情况是，人们往往把经济增长当成了经济发展，并借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大量积累财富之名，追求经济的高增长。似乎增长本身就是发展的目的。

　　李义平：如果把经济增长本身作为目的，片面追求ＧＤＰ的增长，那就成了“增长主义”，就会带来很多消极后果，就会不择手段，不断加速，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甚至会偏离经济增长的目的——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及提高人们群众的幸福指数。如果认为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提升人民的福祉，那就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从经济学发展史看，增长主义曾受到过抨击。

　　李义平：经济学家早就质疑和批评过单纯增长主义的弊端。１９７３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他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中指出，经济学应当关心人、关心社会公共目标。加尔布雷斯说，在一般官员和一般公民的思想里，“经济增长”成了不可动摇的目标和信念，“无论如何不应当妨碍经济增长”成了一把保护伞，遮盖了许许多多不好的事情和做法，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心，对“物”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注意。英国学者理查德·杜思韦特在其《增长的困惑》里也指出，“对于促成这种增长的人来说，增长的结果对他们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增长本身。增长越快，政治家和商人就越高兴。”

　　一旦把增长本身作为目的，进而演化为增长主义，就会带来很多消极后果。

 

　　增长主义绑架了民生

　　中国经济时报：我理解，这种消极后果就是如今人们看到的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使用，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能源、资源、气候、环境危机。在产业发展导向上，求大求多，直至产能过剩，而忽视了高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人所共知的是，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不合理，就是粗放式经济增长导致的结果。

　　李义平：我将增长主义的消极后果概括为：

　　首先是会把ＧＤＰ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实际上，ＧＤＰ只是一个营业额，如同马克思所讲的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一样，我们不仅要看ＧＤＰ的数量，而且要看ＧＤＰ的质量，要看ＧＤＰ的物质构成。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清朝的ＧＤＰ占世界三分之一，英国的ＧＤＰ只占世界的５％，清朝军队有１００多万人，结果还是被迫签订了割地赔款条约，原因在于英国的ＧＤＰ构成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清朝的ＧＤＰ是茶叶、蚕茧、瓷器等。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ＧＤＰ大而不强，很多产品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在很多产业领域不具有优势，且过度依赖外需，面对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非常被动。

　　其次，增长主义简单追求增长，会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因为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对ＧＤＰ的增长都是正效应。甚至把大楼炸了建，建了再炸，如此循环往复，都可以增加ＧＤＰ，都可以使经济增长。加尔布雷斯曾生动地写道：“从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会发生对环境的损害发电厂对空气的影响，由此产生的氖对视力的影响，炼钢厂对附近湖泊的影响，汽车对肺部的影响……”。此外，在特有的行政从属下，增长主义会诱发一些官员说假话，不择手段地制造ＧＤＰ，制造亮点工程，然后是升官，留下的则是债务和过度建设的半截子工程。

　　最后，只要依然是增长主义，势必会造成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分离，难以有效地解决公平分配问题，难以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这是因为，一旦把增长作为目的，分配自然会向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转移，因为政府和企业可以用其所得继续投资，继续促进增长，继续生产更多的产品，致使居民收入有限，直接制约了内在的消费需求。于是，在国家财政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一定会偏向生产性投资，而不是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投资，因为这样的投资格局有利于继续增长。在增长主义思想的主导之下，尽管基础建设投资的边际效用已经递减，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转而投资民生会产生更大的效用，但在实践中却难有这种理想的结果。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缺乏进一步制约了内在的消费需求。增长主义绑架了民生，是我们一直强调改善分配状况、改善民生，却迟迟难以见效的根本原因。有媒体报道，有的经济强县只有一辆救护车，这正是增长主义的典型表现，经济增长了，人民却并不实惠。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放任高房价，因为这在他们看来，高房价象征着发展。只要增长主义依然像高考指挥棒一样发挥作用，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转换。

　　要彻底清算增长主义

　　中国经济时报：１９９５年，决策层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明我们已经看到增长主义产生的很多负面影响，各方已经达成共识。特别是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虽然中国使用超常规的加大投资的刺激政策，避免了经济大幅滑坡，但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失衡的矛盾、ＧＤＰ挂帅、出口和投资主导等问题仍然根深蒂固。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当其时。从认识上说，现在是彻底清算增长主义的时候了。

　　李义平：可以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增长主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不是增长方式，蕴含着把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把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放在了重要位置。增长只是手段，采用什么样的路径增长必须服从这一目的，例如造成污染、过度压低劳动力成本就不符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要克服增长主义，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必须改变衡量标准和干部的选拔标准，这是一个像高考指挥棒一样的东西，要从最大限度地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的角度，重新设定衡量标准和考核指标。其次，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当从计划经济下直接拼经济增长的思维惯性中解脱出来。计划经济没有宏观和微观的区别，整个社会就像一个社会化的大工场，政府直接拼经济是可以理解的。在市场经济下，经济增长严格地说是微观层面的事，作为宏观层面的政府只要提供了好的环境，企业自然会在投入产出的比较之下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有效率、有质量地发展。而政府如果直接充当市场主体，直接拼经济，提出具体的ＧＤＰ的增长目标，在特有的政府从属关系下，这样的目标不仅能够完成，而且能够超额完成。而与此同时，质量和效益却打了折扣，发展的目的也成了问题。

　　为了遏制单纯增长的弊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具体而言：第一，政府应提供充分的公共品，着力于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这些领域包括教育、人力资源、环境质量等。第二，政府应提供有效解决外部性的制度安排。很多污染问题是极端的负的外部性，是企业所承担的成本没有反映社会的真实成本。政府所给出的制度安排，应当有利于企业把由社会承担的成本内部化。第三，政府应着力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要最大限度地遏制垄断，垄断会破坏公平竞争的环境，对市场经济而言，公平竞争的环境比什么都重要。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就阉割了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东西。况且，垄断者的利润通常是以影响全局的经济发展效益为代价的。而且一旦打开封闭，在开放的环境里竞争，垄断者的先天不足就会暴露无遗。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还要尽可能地减少直接补贴企业和产业。直接补贴企业和产业会扭曲信号，一方面会造成产能过剩，另一方面由于依赖于政府的补贴而难以建立起良好的产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