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警惕中国经济下半年“次萧条”

中国宏观经济在短期内已经见顶，在今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会出现“GDP季度增速跌破9%”的“次萧条”局面，未来宏观经济可能步入 “振荡”、“波动”与“相对低速”的过渡期

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延续了2009年的反弹趋势，在总体静态上呈现出“GDP增速提升”、“就业形势逆转”等多元景气的局面。但是，从动态趋势角度来看，由于各种不利因素，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虽然不会出现“二次探底”，但GDP增速将出现强劲的逐季回落的趋势。

中国经济目前强劲反弹的局面不可持续

利润指标并没有完全恢复。2010年1-5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1.6%，为近十年来同期最高增速。但是导致这种高增长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基数效应，2009年同期企业利润下滑了22.9%，因此2010年较2008年同期仅增长39.8%，年均增速不到20%，低于2003-2007年的平均增速(37.5%);二是盘子效应，即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增长，导致利润来源基础扩大，而利润率却出现了明显下滑，企业效益远远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财政所对应的宏观经济状况并没有数字反映得那么好。2010年1-5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0.8%，基本恢复了正常年份的同期水平。但是，在考虑以下因素之后，财政所反映的宏观经济状况并非那么景气。第一，剔除2009年同期下滑6.7%的因素，2009-2010年年均增速仅为11%。第二，与宏观经济相对应的主要税种的增长状况并不良好。例如较2008年同期相比，今年1-5月增值税仅增长7%，企业所得税增长12%，海关税收仅增长8.7%。

刺激性政策的逐步退出决定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逆转的压力日益加剧。深入分析导致目前GDP快速增长的行业，我们会发现，1-5月增加值增速超过22%的行业主要集中在4万亿刺激方案中重点扶持和建设的行业。同时，在消费性刺激政策的作用下，消费对GDP的拉动率逐季提升。2010年1季度消费拉动率较2009年1季度提高了2.5个百分点。但是一次性行政性消费刺激政策对消费提升的作用必将走到递减的区域。因此，即使目前依然保持刺激政策不变，消费增速也会出现高位回调。这在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显现。

中国宏观经济在短期内已经见顶，第四季度宏观经济下滑将比较明显

中国宏观经济在短期内已经见顶，在今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会出现“GDP季度增速跌破9%”的“次萧条”局面，未来宏观经济可能步入 “振荡”、“波动”与“相对低速”的过渡期。

随着投资性刺激政策的进一步退出，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为核心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将进一步加速。一般国家预算内资金是中国投资资金来源“松”与“紧”的前期风向标。因为中国投资向来以国家项目和投资计划以及相应的信贷配合为导向。因此，它一般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要先行10个月左右，固定投资国家预算内资金投入的增速在2009年1季度达到高点，这意味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在2009年底到2010年1季度初达到高点，以后将进入下行区域。这也将意味着未来的投资增速可能步入持续下滑区。

房产新政的持续实施，必将使房地产投资增速出现明显回落。在房地产价格没有出现明显松动，投机活动没有出现明显减少的情况下，房产新政将持续相当一段时期。而这势必会引起中国房地产价格和投资的下滑。目前没有出现这种状况，其核心原因在于房地产投资具有强烈的惯性，但这种惯性一般能够延续6个月左右。另外，房地产调控的效果往往具有强烈的滞后效应。一般而言，从销售面积下滑到房地产价格出现明显松动一般需要4-6个月左右，而从房地产价格明显下滑到房地产新开工项目之间一般要2个月左右。因此，从房地产新政到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明显下滑需要5-7个月左右，即在2010年第4季度房地产投资必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全球刺激性政策的逐步退出将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出口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事实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并非南欧五国的财政不可持续，而是反映了欧元区在制度设计和危机应对上都存在致命的缺陷，因此它会通过“欧元”这个杠杆，产生强烈的放大和支点效应。由于它对汇率、国际资本流动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势必会对国际贸易产生较大的影响，并将严重冲击中国未来出口增长。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引发了中国低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引发中国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开启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核心标志就是农民工工资随着民工荒的到来而出现大幅度的上涨。在2010年中国东部、西部、中部各个区域的劳动力需求—供给比都超过0.95，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其直接结果就是“劳资关系”冲突的恶化以及各种民营和外资企业大幅度提高招工工资，各级政府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集中体现在：由“富**”引发的南北罢工事件;20多个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增速接近20%，首次超过年度人均名义GDP增速;以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为龙头对农民工加薪，增速达到40%左右，这对劳动密集型、低成本优势的企业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启示

2010-2011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处于周期交替的过渡期和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的拐点期。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应当为适应周期性的过渡期和结构调整的拐点期服务，而非绝对地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或物价水平的稳定。

第一，未来周期力量以及经济增长基础的变化决定了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出现小幅的下滑，适度调低经济增长目标有利于让市场自我良性运转。但是，在中国脆弱的社会结构的约束下，宏观经济政策应当防止宏观经济出现总量性的失衡，避免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

第二，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上涨也决定了未来结构性价格上涨压力长期存在，我们必须容忍5%以内的价格上涨，中国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应当适度调高。

第三，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开启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从而开启了中国市场化结构性调整。政府应当高度重视这种拐点性变化的重要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应当以促使这种拐点机制的启动而服务，因此强化低端劳动力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落实《劳动法》，加快城镇化建设的配套改革应当成为当前改革的重点。

第四，2010年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关注目前下滑力量抬头的趋势，更重要的是应当看到这些下滑力量的滞后性和同步爆发性;不仅要重视多重政策同步调整产生的叠加效应，还要重视周期性力量与政策性力量的叠加、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的叠加。(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小知识

刘易斯拐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其“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中，提出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