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关联在中国的泛滥

对于中国经济的成功，最流行的解释是：中国采取了“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特殊体制且政府掌握着大量可支配资源。因此，当中国将经济发展作为政府的中心任务且以经济增长来考核官员政治政绩时，激烈的晋升竞争就促使地方政府向工商企业提供热情友好的帮助之手——不仅为工商企业提供各种商业便利，而且倾斜性地向工商企业提供大量公共资源，比如各种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廉价土地、大规模基础设施、低水平环境和低劳工保护。在宏观上，这可能较好地概括了所谓的“中国模式”的优势。然而，一个经济体实际运行的效率和质量更取决于其微观主题对宏观制度的反应模式，因此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需回答，即：政府官员一定会以公开、公正和透明的方式，以最大化经济长远健康发展为原则来确定帮助对象并提供宝贵的帮助之手吗？同时，企业仅仅会被动而消极地等待政府官员公开信息并按照上述原则分配公共资源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部门都掌握着大量的公共资源和审批权，但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的体制远未形成；另一方面，中央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了足够的权威，且坚决反对和惩治腐败。前者决定了官员与企业之间的权钱交易大量存在，而后者又决定了官员们在这种交易中面临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在这种环境下，官员们希望能有可靠而稳定的交易对象，以便尽可能地降低权钱交易的交易成本和政治风险，因此会有意识地与某些企业家建立“朋友关系”，或者干脆安排自己的亲属朋友成立与自己权力对口的企业。与此同时，企业家更是希望与政府官员建立起某种特殊关系，以便在争夺政府廉价资源的激烈竞争中获得某种稳定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家们采取各种手段来构建和维护政治关联，比如争当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政府主导的行业协会领导，安排卸任官员或者政府官员配偶子女在公司任职，将公司股份赠送给相关官员。结果，特定的企业与特定的政府官员之间往往会建立起某种特殊而稳定的关联性，即所谓的政治关联。

当然，上述逻辑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适用。也正因为此，政治关联企业在各个国家中都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比如，Faccio（2006）对47个国家2001年的上市公司进行考察，发绝大多数国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至少有一个大股东或者企业高管是议员，政府部长，或者与高级政治家或政党具有紧密关系”的政治关联企业，平均占比为7.72%。不过，他也发现在那些政治监管严格的国家中政治关联企业通常都较少，反之则较多。由此，我们不难推断，除了那些与政府具有天然特殊联系的国有企业外，其他性质的政治关联企业也普遍存在，其泛滥程度仅仅从如下数据中就可见一斑：

2012年在深沪两市上市的民营制造业公司中，高管（董事长，CEO,董秘，财务总监）和实际控制个人中至少有一人具有官员背景的公司比例为11%，具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的公司比例高达42%；

在2013年10月—2014年7月期间，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40700多人次，其中省部级干部229人次；

2013年在2532家沪深上市公司中约有1/3，即816家聘请了901位曾经在党政机关或者公检法系统有过任职经历的“官员独董”，而且其中有不少人就是卸任的省部级干部。

二、政治关联对企业发展的负面影响

毋庸置疑，政治关联肯定能够给特定企业带来巨大的好处。比如，企业的政治关联可能有助于防止政府对企业产权的非法剥夺，突破管制壁垒而获得行业进入权，获得银行贷款或者资本市场融资机会，赢得廉价土地、政府补贴、优惠政策和采购机会等等。然而，这些好处毕竟不是企业通过市场竞争而获得的，它会扭曲企业行为，像毒品一样侵蚀着企业精神，最终阻碍企业的长远发展。

1.抑制和损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个企业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并且还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必须具有某种核心竞争力。构成核心竞争力的前沿技术、品牌、健康的治理结构和企业文化等等都必须经历持续的投入和培育才能够形成。然而，一旦企业（家）致力于构建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则企业往往会走入一条脱离核心竞争建设的不归路。

首先，构建和维护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往往会需要企业家投入大量的精力并消耗公司宝贵的资源。一旦企业建立起了良好的政治关联，容易从政府那儿得到特殊的保护和支持，也容易丧失艰苦奋斗精神和对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紧迫感。

其次，政治关联通常会导致不健康的公司文化和治理结构。一则，政治关联企业往往需要通过一些灰色交易来实现和维持与政治人物的特殊关系；二则，政治人物也需要通过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来保障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私利。这意味着，一个透明的、能够实现高效监督和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难以形成。而且，当公司的激励和治理制度倾向于保护政治关联人物时，这将严重打击其他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搞关系本身就可能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结果，政治关联可能为企业带来短期的利益，但却难以提升企业的长期价值。比如，Fan等(2007)对1993-2001年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IPO之3年后业绩表现进行分析就发现，与非政治关联公司相比，政治关联公司的股票收益率低18%且收入增长、销售额增长，销售收益率等多方面都表现较差。

当一个政治关联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而难以靠自身技术、商业模式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时，他们将很可能更加依赖于政治关联，进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更可怕的是，在那些政府管制严格或者严重依赖政府和国企采购的行业，政治关联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可能压根就没有想过培育通常意义上的核心竞争力。

2.政治附庸与政治风险

在现实中，一旦政治关联被建立起来，企业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将变得依附于政治人物，从而后者有机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企业，妨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甚至侵害其产权。比如，政治关联企业可能被要求赞助政府主导的某些活动，尤其是政绩工程；或者被要求去帮助或者并购那些困难企业，为政府的维稳工作做贡献。虽然地方政府对亏损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的干预能够短期内改善其会计绩效，但是对盈利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的干预却侵蚀了上市公司资产，损害公司价值。

对政治关联企业来说，在获得政治关联好处的同时也时刻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因为企业和企业家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官员的政治命运，何况两者之间的权钱交易通常都是非法行为。这意味着，一旦相关政治人物失去了政治权力，就会对政治关联企业造成重大的负冲击；尤其是当政治人物因遭到法办时，相关的企业家往往也会被同时法办。

在国际上一个经典案例是在1995—1997年间，那些与印度尼西亚在任总统苏哈托关系密切的上市公司的股价随着其病情恶化的传言而大幅度波动(Fisman，2001)。在中国，这样的案例也举不胜举。随着薄来熙和周永康被查处，徐明的大连实德集团和刘汉的汉龙集团顷刻间失去了往日辉煌。

三、政治关联泛滥严重危害政治经济体系的健康

政治关联不仅仅对特定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而且还可能对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1.损害产品与工程质量

学界早已发现，工程质量与腐败程度高度负相关。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有了政治关联的保护，企业更不要担心工程质量。因此，在一个政治关联企业盛行的社会中，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大量基础设施和普通商品的质量，进而担心整个经济的发展质量。

2.危害公平的竞争环境

政治关联企业凭借政府的特殊保护和支持而赢得市场机会，这无疑是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原则。更为严重的是，政治关联企业还会促使政府出台一些阻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比如，不合理的行业进入限制性规定，从而在其他企业的成长道路上掘出更深的经济壕沟。

这种状况不仅弱化了市场竞争和创新，而且还强化了全社会对政治关联的追求和渴望，以至于全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心态：痛恨特权所导致的不公，但更恨自己没机会享受特权。在此环境下，这样一种逆向选择可能会发生，即创业者或者企业高管不是来自于那些有企业家精神和经营管理能力的人，而是那些善于与政府搞关系或者本身就具有特殊政治关系的人。

3.严重危害收入的公平分配

当政治关联盛行并成为企业价值的重要来源时，那些与政治权力相关的人必然在收入分配中拥有了很大的谈判力，从而能够抽取大量的权力租金。与此同时，由于企业热衷于搞政治关联而不是核心能力的建设，导致在产品市场上企业之间将陷入同质的低品质产品竞争。我们知道，同质产品的竞争将表现为价格竞争，而价格竞争的实质是成本竞争。这意味着，在这样的竞争态势下，除了寻求政府廉价资源和保护外，企业都将努力压力成本，其中就包括普通劳动的报酬和上游供应商的产品价格。因此，政治关联的盛行必然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和社会的两极分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有两个重要因素强化了上述效应。一是各地产业发展具有同质化，与当地政府具有特殊关系的企业得到更多支持。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全球化下发生的，大量的具有技术和品牌优势的跨国公司占据了行业主导位置，为少数的高端消费者生产高品质产品，从而迫使大量的本土企业只能从事低品质产品的生产。这两者都会促使政治关联企业更加盛行，价格竞争更加残酷，而却进一步强化了少数权贵们在收入分配中的谈判力，而弱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难以上涨。

也许正是上述原因，虽然中国自1978年以来已经历了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但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数逐年走高，不仅早已超过了0.4的警戒水平，甚至有学者认为超过了0.61。

4.危险的政经联盟

政治关联的企业家和官员都清楚，他们各自能够获得的利益大小和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联官员的政治地位及其稳定性。因此，那些政治关联企业有动力出钱出力维护关联官员的政治地位，并尽力推动其获得更高的政治职位。这无疑会推高官位的市场价格，从而迫使那些有政治野心的官员必须培养一批忠实的商人，以便在晋升竞争中获得他们的资金和人脉支持。一旦该官员获得晋升，他也必须回报商人，用手中权力将更多更好的公共资源安排给相关企业。由此，在他们中间会形成一种恶性互动，政经联盟关系越来越紧密，对经济和政治的危害也越来越大。这不仅容易产生权贵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寡头，而且会助长政经联盟非良性的政治野心，危害政治体制的健康，甚至国家安全。

四、结论

总之，在政府掌握大量公权而公权又未受到有效监督的中国，政治关联企业的泛滥并不令人意外。政治关联的泛滥不仅仅会影响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而且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甚至诱生庞大而危险的政经联盟。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大力打击腐败、减少政府管制、加强法制。我们希望这些措施能够真正有效地遏制政治关联企业泛滥的危险局面，而大大改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质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