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日前表示，规范平台、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而不一个简单的逻辑变化、战略变化，甚至是某些人所谓的革命性变化。

他强调，对于平台的理解、平台的规范应当从一个更为宏观、长远的视角来看，而不能够简单地把各种现象根据某一种猜想来进行串联。即便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规范资本符合历史的逻辑，也符合市场发展的逻辑。

“从市场经济400年的历史，从美国等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规范资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步骤，也是市场经济逻辑的必然产物。”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说。

以美国为例，他指出，从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到1890年，这段时间是美国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所谓的“镀金时代”，出现了摩根的金融帝国、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国、卡内基的钢铁帝国，这些资本的崛起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超级腐败，连政府官员都由这些集团来指派。

这之后美国开始进入了进步时代，相继出台劳动法、禁止资本进入行政和政治体系的彭德尔顿法、反垄断的谢尔曼法案、金融监管法案。通过“进步时代”的整顿才会进入到所谓的美国体系在“二战”之后的经济发展的奇迹。

刘元春指出，从欧美国家约束资本、反垄断的历史来看，主要是达到四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与权力之间的“联姻”，让市场归市场，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第二个目的是要在劳工与资本上形成一种相对的平衡，不能一边倒。社会的进步不是以资本的壮大为标志，而是以人民福祉的扩大为标志的。第三个重点是对于垄断发展现象要有所节制。第四个是规范金融秩序。

“从历史中可以看到，目前要从过去高速发展、资本扩张的状态进入一个新时期，要经过反腐倡廉、资本市场整顿、金融市场整顿、反垄断，使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良性化。这样的一个进程符合历史的逻辑，也符合市场发展的逻辑。我相信有历史感的人都能认识到我们目前的一些做法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问题。”他说。

此外，刘元春还引述经济学经典理论指出，资本有合理的生存价值，但资本必须与社会伦理、社会秩序和一些新的观念相匹配。

比如，18世纪中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一个重要命题，即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逐利这种微观的恶也能导致宏观的善，也就是公共福利的最大化。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也表示，资本主义虽然从一诞生起就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液肮脏的东西，但是它创造了比人类有史以来还要多的财富，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动力，因此也是一种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推动资本发展。

19世纪，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萌发和强劲运行必须要有宗教、伦理的基础。然后，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出现福利主义，也就是从根本上证明市场经济在与资本至上的逻辑下无法完成自我循环，无法达到社会和谐。相对于西方的福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推论是，如果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资本这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有可能成为约束社会进步的因素，因此应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来进行约束它。

刘元春进一步指出，即便在当代西方，资本向善也是一个大的方向。 上世纪90年代，西方思想兴起由国际标准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广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Social Responsibility、Corporate Governance，简称ESG）。ESG强调资本不仅要促进宏观的善，还必须要在微观上促进善，所以资本要用善的目标在社会上行走，在市场上行走。在整个后工业化的文明核心理念中，ESG成了很重要的框架。

刘元春说，中国在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小康之后，要趁势而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没有规范资本，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举措，要想进入到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很困难的。从近年来一些金融大鳄、大企业的所作所为来看，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我们不能把借贷资本通过放贷的形式、保险的形式进行资本积聚，然后转成股本金，又通过股本金的抵押进行放杠杆，导致整个社会杠杆率能够从传统的五六倍、七八倍提升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我们一定要在杠杆上有所节制，不能混淆一般的金融边界、产业边界，同时，也不能混淆资本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秩序之间的关系。”他说。

（文章来源于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