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底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报告

2015 年11月2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5-2016）”年度报告会在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探底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分为报告发布和圆桌讨论两个单元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教授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2015-2016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探底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本节专门汇编了课题组 论坛分报告的主要研究成果。

胡乃武教授：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及光明前景研究

新 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六个基本特征是阶段性增长、质量与效益型增长、创新驱动型增长、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型增长、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环境友好型与资源 节约型增长。本研究以理论与实践结合为基础，论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六个依据是：我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全面深化改革，这些都为新常态下实现我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揭示了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丁守海教授：当前就业形势与2016年保就业增速预测

2015 年中国仍然延续“经济加速下探、就业形势独好”的非对称格局，全年实现1000万的新增就业目标无虞，但很多隐患因素已经暴露：首先，源于上游房地产业的去库存压力，短时间内建筑业的就业扩张动能被遏制，2015年仅比上年增加119万就业，而且这种状况很可能会延续到明年。其次，工业部门仍在承受转型的阵痛，仍在大量地排斥劳动力，至少在今明两年内每年都会排斥400-500万人。工业和建筑业这两个过去吸纳劳动力的主要引擎出现严重的动力不足问题。就业压力全部压到服务业上面，但服务业自身也出现了就业扩张动能衰减的迹象，特别是就业占比最大的消费型服务业就业扩张力度大幅度收窄，2014年消费型服 务业就业增加了1500多万人，但2015年很可能不足1000万。另外，我们还要看到，目前尚好的就业形势可能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在不少企业特别是国企中，变相降薪、减少工时等现象已经出现，隐蔽性失业在蔓延。最后，我们基于GDP绝对量的方法测算了2016年保就业的增速底限，我们发现，为了保证 1000万的新增城镇就业岗位，中国明年尚需维持6.7%以上的经济增速。这说明，即便允许经济运行在7%之下，可容忍的下探空间已经不大了。

夏晓华副教授：房地产市场结构、地方政府债务与区域经济增长

房 地产的发展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市场结构层面研究房地产发展、地方财政与区域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厘清三者 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微观基础。本文深入探讨房地产业所有制、隶属关系市场结构中的内在影响逻辑，研究产业结构、地方政府债务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所有制结构中的国有企业比重和集体企业比重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有限。企业隶属关系对地方政府债务规 模和区域经济增长均没有显著的影响；地方政府债务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人均地方政府债务增加1000元对应于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约 0.53%-0.71%。

冯俊新副教授：从去杠杆到提高可持续杠杆率-主要经济体历史经验比较

高杠杆率被认为是包括中国在内当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不同经济体之间结构性因素的差异使得简单的横向比较并不能成为判别一个经济体债务水平是否可持续的标准。在给定一国特征的前提下，杠杆率是否合理取决于经济增长预期、通胀率、实际利率和金融发 展水平。基于现有制度条件下过高的杠杆率不可持续，需要通过去杠杆来让经济重新恢复活力。通过比较历史上主要经济体摆脱债务困境的经验，一个成功的去杠杆过程可以总结如下：短期内通过让公共部门加杠杆来稳定实体经济，并为结构性改革创造时间；然后再通过结构性改革带来的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来降低公共 部门杠杆率和整体杠杆率。这种方式实际上利用了公共部门负债所特有的代际资源配置功能把改革成本进行了代际转移。二战以来成功的去杠杆过程后都伴随着杠杆率的重新恢复甚至上升得更高，这实际上是通过各种措施提高可持续杠杆率的结果。最后我们总结了这些经验对于中国经济的启示。

张英杰教授：如何走出企业部门高债务困局

企 业部门高债务是困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走出本轮下行周期的难题之一。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高债务叠加通缩压力已经让中国经济站在费雪“债务-通缩”恶性循 环的边缘，从微观角度看，高债务压力不仅影响企业部门自身的经营，还让大量持有这些债务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风险积聚，威胁金融稳定性，而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转对于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让企业自身和金融机构双双走出这一困局对于经济的企稳尤为重要。正如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提到的观点，宽松的货币政 策是降低企业融资压力、对抗通缩的必要条件。但对于最终化解风险，改善实体经济的经营状况，宽货币必须要有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在这样一个风险高度聚集的特殊时期，短期内需要政策托底，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避免债务的大面积违约，降低金融机构资产端的风险、增加违约风险管理工具，从而稳定经济；但从长期来 看，只有加快转变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让企业部门提高自身竞争力，充分释放国内的消费需求，才是让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通道的根本路径。从各部门的债务水平看，企业部门高债务是中国债务问题的核心，企业当前的偿债压力阻碍经济企稳，持有债权的金融机构资产端风险上升对经济也有负面影响。从短期角度看，可 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金融市场改革等避免债务违约风险爆发，稳定经济；从长期角度看，中国经济继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是转变增长方式，让消费代替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

张杰副教授：“高债务-高税负-通缩”三重叠加效应下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局及破解对策

当 前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所面临的最为突出的发展问题，就是其正处于“高债务-高税负-通缩”三重因素的叠加效应所造成的发展困局之中，成为困扰和桎梏中国传统 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新兴产业发展最难以解决的系统性障碍因素。“高债务-高税负-通缩”三种叠加效应带来的冲击，既对实体企业的行为特征造成了显著的扭曲 性影响，也引致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困局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失效，甚至会诱发一系列金融风险乃至经济风险的爆发，对中国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稳定以及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造成重大负面冲击。要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由于“高债务-高税负-通缩”这三种因素的叠加效应所造成的发展困局，仅仅依赖短期的降息降准、出口退税、出口贸易便利化以及结构性减税等政策，可能难以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从长期来看，根本性的改革措施应该着眼于：首先，要解决中 国实体经济部门的高负债难题，就有必要从切实全面推进金融体制的大改革入手，加快银行体系的混业经营和鼓励资本市场的发展。其次，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实体经济高税负和高交易成本的难题，减少政府非公共性的权力，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权力清单和机构设置，可能是最为持久同时也是最为彻底的体制改革举措。最后，要 彻底解决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由于产能过剩导致的全面通货紧缩困局，要有“壮士断腕”的大勇气以及“举重若轻”的大智慧。

孙文凯副教授：以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消费--来自微观跟踪数据的证据

根 据CFPS数据库提供的跟踪数据，我们有效识别了户籍制度对促进当前农民工消费的可能影响。整体上看，如果户籍制度放宽使得农民工获得城市户口，相比于没有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能提高家庭人均消费。人均消费的提高主要来自于食品支出增加，其次是文化娱乐休闲支出、交通支出和衣着支出。从长期看，这个额度大 约为人均提高1274元。由于农民工群体庞大，这个人均消费的提高对于提高居民消费和总消费有一定影响。这意味着，在当前经济低迷时期，依靠放宽户籍这种扭曲经济的制度来改善经济，既能增加公平，也能促进效率。

王晋斌教授：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对中国资本流动的实证分析

美 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导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动，而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即美国货币政策逐渐正常化也同样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影响。我们通过VAR模型对 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对中国资本流动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到2016年底流入中国的资本减少占GDP的2.9%，在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 中，美国国债收益率期限差对中国资本流动影响较大，而中美两国利差和全球金融风险指数的影响不大。最后，我们在之前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把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对中国资本流动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王孝松副教授：TPP达成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探究

2015 年10月，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日本等12个泛太平洋国家就TPP达成一致。TPP具有成员间差异巨大、开放性 高的特征，并且其条款所覆盖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以往任何自由贸易协定。通过考察2000年至2014年间TPP成员的贸易发展状况，特别是这些国家同中国之间的贸易发展状况，我们发现TPP成员向中国出口的占比变化较小，而中国向TPP成员出口的占比呈现下降趋势，反映出近年来中国对TPP成员国的贸易依赖 程度在降低。中国同墨西哥、日本等国的贸易竞争程度相对较高，在TPP内部削减关税的情况下，中国向其他TPP成员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受到这些国家 的挤压。通过计算中国与TPP成员间的贸易互补系数，我们发现中国目前仍然是TPP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此外，中国与东盟各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都已签订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减弱TPP带来的冲击。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拟的结果来看，短期内中国不加入TPP对其 贸易额、产出和国民福利的影响都是微小的，只有化工、纺织品和服装行业所受冲击较为显著。尽管中国对TPP成员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但2014年中国 对TPP成员的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仍高于40%；TPP将不仅实现商品贸易的零关税，还涵盖环境、劳工标准、国有企业、竞争政策、海关等方面的规定，是对现 有国际贸易规则的突破与升级。因此，无论是从贸易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提升国际地位和维护自身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角度，中国最终都应考虑加入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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