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2019年12月22日上午，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召开了“纪念李斯特诞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经济学研讨会”。本文是笔者为会议准备的论文的第三部分，该文将以《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发展与当前的任务》为题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报》2020年第17卷《纪念李斯特诞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经济学专栏》。

摘要：再大的危机也难以唤醒人们有关保护民族产业和保护国内市场的意识。然而，虽然我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发生重大变革的可能性比较悲观，但也不会放弃这种希望，希望有朝一日，我国能够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保护价值链高端，保护国内市场，保护财政金融体系，抵御美国的经济侵略，实施笔者早已提出的“高端保护、内需市场、智能环保、国家领导、主权信贷、南南成长”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因此，中国的新李斯特主义要继续深入研究“中美经济脱钩”或“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的具体政策问题，为将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有可能发生的巨变提前做好相关理论指导和政策设计的准备工作，这种战略巨变虽然可能性非常小但并非一点可能性也没有，因此，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做好准备。

2012年，笔者撰文指出，“世界正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世界乃至各国经济亟须重大的制度改革，经济政策的焦点正在发生转移”，正在聚焦于五个方面：创新驱动的经济；国民经济比国际贸易更为重要；实际工资而非GDP是衡量国富国穷的首要标准；恢复实体经济；抓住战略性新兴产业。[1]自2016年以来，世界经济面临着向支配半个世纪之久的新自由主义发起最后冲锋的历史大变局。这种大变局首先是“国民经济比国际贸易更为重要”，各国都在保护自己的经济，以抵御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毁坏性影响；其次是民众希望回到战后“黄金时代”（“实际工资而非GDP是衡量国富国穷的首要标准”），再次是各国特别是中美对5G、人工智能和纳米新材料革命等国际竞争制高点的争夺（“抓住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创新驱动的经济”），最后是通过现代货币理论学派强调的财政政策振兴实体经济是大势所趋。当然，目前最重要的是前两点：保护主义（国家经济学）和民众主义（国民经济学）的“新李斯特主题”，它对新自由主义形成了目前最强有力的冲击。然而，“新李斯特主题”需要新的理论才能彻底打破新自由主义支配的局面，这种新理论就是以通过财政政策振兴实体经济为使命的国家货币理论为核心的现代货币理论，它自然在2015年就为新李斯特经济学所采纳。

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曾普遍地被看作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然而，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仅没有受到抑制，反而却变得更加变本加厉，从而导致欧美经济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局面。新自由主义者至今仍在使用撒切尔夫人“别无选择”的名言为其财政紧缩、财政整顿、国有资产私有化、福利国家的整体缩减、对社会保障的攻击进行辩护。事实上，几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和建制派官员们依靠“别无选择”来说服选民：尽管其政策可能会伤害他们，但这是唯一的游戏，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左派经济学家也认为，缺乏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有力方案是导致垂死的新自由主义仍占据支配地位的重要原因。[2]但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现代货币理论似乎就是人们正在寻找的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强有力的方案，这是现代货币理论之所以在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的原因。随着现代货币理论演变成一场影响全球政治和政策话语的大众知识分子运动并成为主流学派，大约在十多年后，新自由主义终将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在我国，很少有人认识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历史大变局的进步性质，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保护主义和民众主义仍在大加批判。因此，在这种“五十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新时期，我国将不得不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只简单地讨论“中美经济脱钩”和对外开放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美经济脱钩”问题。美国经济战略家和美国政府企图通过所谓“中美经济脱钩”进一步达到控制和支配中国经济的目的，美国的这种“罪恶”目的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执迷不悟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却对之甘之若饴，美其名曰“它与中国改革的大方向完全符合”，这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造成严重的破坏。在笔者看来，美国高调宣传与中国经济脱钩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实施关税保护和科技冷战[3]等“脱钩”措施，达到保护美国国内市场、国内产业和技术，但与此同时，为了达到支配中国经济的目的，美国又要通过强化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巩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价值链高端的垄断地位以及对美金融开放等措施对中国经济实行“紧密挂钩”。为此，美国正在实行两个新的重大战略。第一个就是通过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高进口税，隔离美国本土和中国市场，其目的就在于刺激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本土的中低端生产，重建创新所需的完整产业链，增加就业，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并增加用于抵补减税或政府开支所需的财政收入，或更准确地说，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高进口税是美元回笼的重要机制，是将中国作为美国的一个私人部门来处理的。[4]因为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对美大量出口不符合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或国民利益，因此，美国对其在华跨国公司输出到美国的产品征收同样的高进口税也在所不惜，同时也是为了迫使这些跨国公司以占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市场为根本目标，以达到美国充分利用本土和海外两个市场的目的。第二个战略就是为了在对华贸易逆差减少的情况下继续在中国推行美元霸权战略，为此，美国正在从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为主的战略转变为通过贸易逆差和金融直接投资输出美元并重的战略，并有可能在未来转变为以后者为主，这是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大变革，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对美国实施金融开放。

对于美国高调要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这种如意算盘，我们应该怎么办？2018年9月，笔者为此曾公开撰文指出“中国比美国更需要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保护价值链高端，保护国内市场！如果不是美国发起对我国的经济战，我国似乎没有理由采取对美针锋相对的措施，既然美国高举关税保护、禁止中国在美投资等保护主义大旗，那么，我国就可以完全有正当理由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5]显而易见，如果要使美国的如意算盘落空，我国将不得不实施笔者自2009年以来所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措施和政策建议。否则，我们就很有可能最终出现几年前笔者就担心的结果：重蹈英国在19世纪末的覆辙。在美国禁绝中国对美高科技投资的同时，我国却要对美国跨国公司更加敞开大门，这种“割肉饲虎”的行为不仅不符合国际惯例，而且也有失公平，更与历史上被欺凌国家奋起反击的行为截然相反。然而，在美国意图或美国版本的“中美经济脱钩”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情况下，中国是否还存在推翻这种格局的可能？在经济危机爆发和中美军事冲突（包括台海战争）的情况，我国是否会出现对美国版本“中美经济脱钩”的大反思？李斯特曾指出，“晚近的保护制度是战争所促成的”，[6]如果中美发生军事冲突，这将会意外地导致中国采行保护主义战略吗？对此我比较悲观，早在2011年，笔者就已指出其理由：

重大危机导致发展模式的转型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国家的精英接受了符合国家利益的经济理论，二是形成了符合国家利益的决策集团。否则，再大和再多的危机也没有用。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中国战略调整的机遇来了，但一看2008年底恢复出口退税的种种做法，我的心就凉了。当奥巴马在2009年初搞保护主义的时候，我甚至希望他搞的越大越好，这样才能刺激中国大转型。但美国很聪明，它不能搞的把中国人搞急了，搞的中国没办法了不得不转型，而这种转型对它们的利益集团是不利的。因此，国际金融危机提供的重大转型机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政府错过了，因此，我在2009年写文章说，看来只有更大的危机，人们才能觉醒。但也未必，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是多大的危机，“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中国拖了很久才觉醒，然而，到现在仍不清楚美国、日本等国家崛起的原因。

2019年我通过接触一些政府官员、高校教师和高校学科建设负责人，发现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深入人心”的程度令我震惊，这更加加重了我的悲观：再大的危机也难以唤醒人们有关保护民族产业和保护国内市场的意识。然而，虽然我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发生重大变革的可能性比较悲观，但也不会放弃这种希望，希望有朝一日，我国能够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保护价值链高端，保护国内市场，保护财政金融体系，抵御美国的经济侵略，实施笔者早已提出的“高端保护、内需市场、智能环保、国家领导、主权信贷、南南成长”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为此，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目前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启蒙和普及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对外开放问题。对外开放必须符合国家利益，而新自由主义没有限制的自由贸易、没有限制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金融开放严重地损害了我国国家利益，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之。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在追求贸易顺差和积累外汇储备的战略，到现在仍然是如此，虽然口头上说“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但现行政策措施仍是鼓励这种战略的。在法币时代，追求贸易顺差和积累外汇储备的战略是违背国家利益的，原因就在于贸易顺差国获得的是逆差国不断贬值的主权货币，但丧失了实际资源的使用，相反，逆差国作为实际资源的使用者，才是实际利益的获得者。“出口是一种成本而进口则能带来收益”，^[7]但现代货币理论学派的这一命题也不能绝对化，美国正是将其推向绝对化，导致了“去工业化”和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如果将“出口是一种成本而进口则能带来收益”绝对化就会导致在对外经济关系上走上金融化的道路，这种道路是历史上威尼斯、荷兰和英国相继衰落的重要原因，这就是我在2010年为什么提出中国在总体上要奉行贸易平衡战略的原因。“如果中国的进出口保持长期的动态平衡，我国就不会积累这么多的美元储备，也不会陷入‘美元陷阱’。”[8]但最近几年，笔者一直在提倡贸易平衡并略有逆差战略，具体操作是：我国进口原材料、资源和低端产品的价值大于出口中高端工业和服务出口的价值，外国将对华贸易形成的顺差以人民币外汇储备形式储备起来。为此，我国必须彻底放弃贸易顺差战略，采取笔者在2011年就已提出的限制美元流入和停止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金融保护主义”措施，利用无与伦比的内需市场，通过扩大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开支，实施笔者在2010年就倡导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

但是，上述新战略在将来有可能面临着我国发生外汇危机、金融危机和粮食危机的严重威胁。由于篇幅所限，对于美国在未来有可能将对华金融战争与粮食战争捆绑在一起在中国制造粮食危机的问题，本文暂不讨论。

首先，外汇危机。2011年，笔者就估计，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在华投资收益在25%左右，而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投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只有1-2%，所以，在华跨国公司手中积累的人民币早已超过了中国人民银行当时的外汇储备，这是未来我国发生外汇危机的巨大隐患。2012年，笔者在讨论2011年开始实施的“扩大进口战略”作为达到“贸易平衡”的错误政策时，曾明确地指出：“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是由在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所形成的，如果把扩大进口作为一种战略长期实施，不仅无法降低对在华跨国公司的依赖，而且，在未来某些时候是否会导致外汇危机？例如，以2010年我国1831亿美元的顺差构成为例，外商投资企业占2010年我国贸易顺差的68%，顺差额为1243亿美元；而我国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贸易顺差总计仅598亿美元，占比为32%。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所形成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代表着外资对我国资产的索取权，是我国间接的对外资的隐性债务，因此，一旦外资外逃和外商投资企业不再通过结汇制把美元交给中国人民银行，而我国进口比例如果无法压缩，这将有可能发生外汇危机。”[9]2018年7月，笔者对当时再次鼓噪“扩大进口战略”以解决中国贸易不平衡特别是对美贸易顺差的文章提出批评。

十多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一直在高速增长，再加上目前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高关税和我国大量进口美国农产品，我国对外贸易出现“贸易逆差”的年份已为时不远，但这种“贸易逆差”与笔者所倡导的“贸易逆差”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中国发生外汇危机的风险进一步增大了。为了避免这种外汇危机的风险，笔者自2009年以来就提出了取消出口退税、调整贸易结构、保护高端价值链（演化经济学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归入高端价值链）、停止引进外资、实施金融保护主义、严禁我国企业海外上市、回购外资企业等一系列措施，但这些建议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由此导致了我国发生外汇危机的风险不断积聚。

其次，金融危机。2011年，笔者提出金融保护主义的建议：“金融保护主义是应对货币战争的根本性措施，为了避免美元霸权和金融自由化对我国经济的掠夺，我国应该继续实行资本项目管制，严格审查[10]国内企业到海外上市，严厉打击热钱活动，为主权信贷的实施创造条件。主权信贷是与美元霸权相对立的，我国具有广阔的市场，主权信贷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单从人口上来说，我国的人口规模就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我国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欧盟都无法企及的最大的内需市场，完全可以在任何产业上达到规模经济，不必过度依赖对外贸易，达到贸易平衡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要重走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原因。在内需主导型经济和贸易平衡的情况下，美元一分钱也不让它进来，美元霸权就对中国无计可施了。”[11]

在笔者看来，我国完全没有必要在金融业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必要对外实施金融开放。（1）我国不缺乏资金，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必须将美元交给中国人民银行才能在中国开展业务，这不仅增加了“烫手”的外汇储备的负担，而且也挤占了本土银行的信贷规模，这对中国实体经济没有一点好处。（2）美国金融家的经营管理水平不会比我国本土金融家高。华尔街金融家制造的美国次贷危机是史无前例的，怎能说其经营管理水平高呢？如果没有奥巴马政府对金融业的大规模救助，美国的金融危机是无法收场的。我们应该警惕华尔街银行家在中国兴风作浪、制造新的金融危机。（3）引进外国金融资本将激发本土金融机构的竞争力，这个观点同样站不住脚。按照上一个观点，既然美国金融家的经营管理水平不会比我国本土金融家高，它怎会激发我国本土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呢？要知道，华尔街的所谓“竞争力”是美元霸权赋予的，由于作为主权货币的美元攫取了“世界货币”的地位，在国际货币等级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是最有侵略性和投机性的强势货币，而处于国际货币等级体系底端的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金融开放条件下必将是一种任人宰割的弱势货币，必然会发生金融危机，从而更深地陷入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贸易和技术等多方面的依附地位。因此，我国必须采取金融保护主义，保护中国的财政金融体系。

笔者在上面讨论了我国面临严峻挑战的某些方面，但愿我的上述危机感不会变成现实。然而，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笔者希望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对我的这些警告认真进行一番研究，就会发现笔者并非是“危言耸听”。面对我国即将到来的这些严峻挑战，中国的新李斯特经济学应该怎么办？

首先，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目前的任务之一就是介绍、研究和宣传反击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和经济学新理论特别是现代货币理论在国外发展的状况，并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做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启蒙和普及工作。

其次，美国保护其市场并控制中国市场的“中美经济脱钩”将对中国发展造成严重阻碍，中国的新李斯特经济学不得不在这种不利条件下，寻求更艰难但可以得到替代性发展的路径，以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在科技创新方面，构建抓住以新材料、纳米、可再生能源革命和生物制造为核心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机会窗口”的“国家核心技术创新体系”。在笔者看来，对于实现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致力于建立新一代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家核心技术创新体系，其中构成要素可以包括政府采购的自主创新体系、军民融合、华为式大企业一体化攻克核心技术模式、国企定位于创新先锋和作为国家核心技术创新意志的政策工具、建立以国家实验室为核心的科研体系、围绕国家实验室催生一大批领导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新型民营经济，等等。

最后，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新李斯特主义的“中美经济脱钩”或“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的具体政策问题，为将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有可能发生的巨变提前做好相关理论指导和政策设计的准备工作，这种战略巨变虽然可能性非常小但并非一点可能性也没有，因此，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做好准备。在这方面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如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声势浩大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被美国瓦解的根本原因是区域集团不能自给自足，“一带一路”战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据地”意味着什么？如何认识农业和农村在国内市场规模和“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中的战略重要性？美国将粮食战争与金融战争捆绑的可能性有多大，如何应对？如何解决“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新论”中有关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大改革问题？为什么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华跨国公司是我国实施贸易平衡并略有逆差战略的根本性障碍？财政金融体系特别是国债市场的发展对中国新李斯特主义的“中美经济脱钩”和“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为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这些问题，传统经济学是无能为力的，而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具有重大的理论优势，在实事求是和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一定能够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巨变做出重要贡献。

[1]贾根良：《国际金融危机后演化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5期。

[2]陈人江：《新自由主义之后还是新自由主义？》，《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3]包括禁绝中国对美高科技投资，对中国企业所需关键零部件实行禁运，限制中国籍的理工技术专业的留学生、访问学者或科研人员赴美，更严格的对华技术禁运措施，对中国5G和中国制造2025实施精准打击，以及禁止中美之间在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方面正常交流的“法西斯主义”措施。

[4]对于这一点，需要运用现代货币理论加以说明，读者可注意笔者在以后的文章中对这一问题的专门解释。

[5]贾根良：《只有保护民族经济才是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正确选择》，http://www.cwzg.cn/theory/201809/44331.html。

[6]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9页。

[7]兰德•瑞：《解读现代货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页。

[8]贾根良：《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是中国经济崛起唯一选择》，《当代财经》2010年第12期。

[9]贾根良：《扩大进口战略的隐忧与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新论》，《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12期。

[10]笔者在随后的文章中改为“禁止国内企业到海外上市”。

[11]贾根良：《世界经济大萧条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2期。

（本文来源于贾根良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