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的鼻祖是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萨伊。这个说法是有偏误的，它既不符合经济学发展史的事实，也容易给读者造成主张供给改革就是皈依萨伊定律的错误认识。

　　实际上，重视供给、认为供给比需求重要、强调供给研究一直是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的传统；“劳动创造财富”是古典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思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就已认识到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而且认为货币的价值也是由劳动决定的，他提出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今天供给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劳动分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初也是威廉·配第提出来的。法国古典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布阿吉尔贝尔不但强调“一切的财富都来源于土地的耕种”，而且认识到经济活动的自由竞争可以使社会总劳动量按照正确的比例配置于各个产业部门。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是从分析分工开始的，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增加国民财富只有两种方法，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有用劳动者的人数；分工的发展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积累增加会增加雇佣有用劳动者的人数；所以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取决于分工发展的快慢和资本积累的多寡。可见，《国富论》就是从供给方来探寻经济增长的源泉的。古典经济学对供给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整个古典经济学就是供给经济学。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把古典经济学重视供给的传统发挥到了极致，他认为是供给决定需求，供给创造需求，供给是第一位的，需求则是第二位的，萨伊的观点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概括为“萨伊定律”——“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萨伊定律虽然继承、发挥了古典经济学重视供给的传统，但主要用意是证明只要对生产不加干涉，就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按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市场机制是灵敏有效的，可以自动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在充分就业水平上的均衡，从而不会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可见，萨伊定律主要不是供给改革的命题，萨伊也不是什么供给（侧）改革的鼻祖。

  　我国的供给改革是要“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与主张“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的萨伊定律没有多少直接关系。

供给改革的关键是调动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

　　我们现在之所以强调供给改革，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都在下滑，而且是持续下滑，也就是总供给增长的能力和动力在不断减弱。从供给方来看，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源（包括劳动供给、教育、纪律和激励等）、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包括科学、工程、管理、创新和企业家才能等），萨缪尔森把这四个因素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上的四个轮子，并且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都是一样的。这四个因素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增长快慢决定着一个经济增长或发展速度的快慢，而推动这四个因素增长的背后力量则是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

　　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又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这两种机制又内生于经济体制。因此，要调动和发挥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必须不断改革、调整和优化经济体制。这就是我们强调“供给改革”而不是单纯地提“供给管理”的涵义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取得了年均经济增速约10%的骄人业绩，正是由于一系列改革措施把个人和企业从传统制度约束下解放出来，逐步构造了利益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和发挥了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经济的活力、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是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上述决定经济增长的四个因素，只有人力资源是活的因素，一切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都需要依靠人来推动，没有人的积极性就不可能有经济增长。供给改革正是要通过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来调动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供给改革和需求管理是长短期关系，二者不可偏废

　　我国自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开启旨在扩张或调控总需求的宏观调控模式，由于中国统计口径中的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部分构成，因而这种调控模式被形象地称作“三驾马车”模式，这一模式的理论渊源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和需求管理理论。近年有学者把“三驾马车”模式及其理论斥为“骗人的把戏”，也有学者认为我国近些年的宏观调控受了“三驾马车”错误理论框架的指导。其依据是，“三驾马车”理论是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背道而驰的；中长期经济增长不是需求问题而是供给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问题，因为根据索洛等人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引擎只有两个：人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这两者都与“三驾马车”无关。

　　这种观点是有根据的，因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确实在总供给一方。但这种观点存在片面性：供给方的因素（人均资本和TFP）决定的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不是实际经济增长率；在总供给能力（生产能力）或潜在增长率一定的条件下，有效需求及其增长决定了实际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决定了总供给能力被利用的程度；虽然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索洛增长模型）的假设前提是生产要素和技术被充分利用，但这毕竟是特长期分析的一种假设，真实版的经济增长并不总是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实现的，特别是短期和中期的经济增长。因此，一个国家的（年度）经济增长率究竟是多少，不可能与“三驾马车”无关。

　　我们的经济分析和政策抉择，既要关注供给方，也要关注需求方，因为供求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既要关注长期，也要关注短期，因为长期是由若干短期构成的。如果只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这不是经济学的正确方法，在实践上可能会带来副作用。就如同飞机按亚音速飞行和按超音速飞行对发动机、质量和构造要求不同一样，一个经济在其增长或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总供给的结构、质量、动力的要求是不同的。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成功跨越了经济起飞阶段，已进入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冲刺阶段。现在强调供给改革，强调经济转型升级，强调结构调整、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的重点转向供给改革、供给管理无疑是正确的。但供给的转型升级再造是一个中长期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完成。即便是现在被有些学者认为是供给改革成功范例的“里根经济学”，供给改革也只是在里根的第二个任期才明显见效。所以，要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顺利进行，不能放弃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

　　进一步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经济已由短缺型经济转变为需求不足型经济，有效需求不足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将是我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从这一点来看，也不能只强调总供给而忽视总需求。

我国供给改革的背景与美国里根时代不同

　　有学者在讨论中，联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和里根政府的供给改革实践。应当注意到，目前我国供给改革的背景与里根时代的美国是不同的。

　　供给学派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冲击下美国经济在70年代中后期陷入滞胀。因此，里根就任总统（1981-1989年）期间，放弃了自罗斯福新政以来一直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总需求的政策，转向供给学派倡导的供给改革和供给管理。

　　中国经济自2010年第一季度以后出现增速下滑，生产率（TFP）走低，但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商品短缺和制造业生产能力不足，而是相对过剩和低档次上的绝对过剩。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目前没有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PPI自2012年以来持续负增长，GDP平减指数已连续4个季度负增长，CPI自2012年以来持续低于103，并呈现不断走低的趋势。这提示我们，目前中国经济既有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也有经济趋冷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既需要注重通过供给改革来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也需要适度扩大总需求来活跃市场，振兴经济，不能像里根政府那样在实施供给改革（减税、削减束缚经济活动的规章条例和推进市场化）的同时紧缩通货。

　　（方福前，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