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陶然：政府的空间扩张促进就业

  由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联合主办，宏福集团承办，腾讯网、《财经》协办的“第二届统筹城乡发展论坛”于2011年5月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发表主题演讲：刘易斯转折点悖论与户籍-土地-财税制度。

以下为演讲实录：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参加这个讨论，我想从刚才我们黄书记讨论问题开始，为什么我们不会大规模的集体土地入市，现在在政治体制下，政府不会允许大规模集体土地入市，就是因为我们地方政府在看到土地财政，土地财政特别是城市建设的范围，在城市周围这些有商业价值的地方，土地是很值钱的，政府现在城市建设，很多钱都要从这里来出，如果允许你们开发了，那政府哪里还有钱来做，所以突破不了这个限制的话，我们改革是没有意义的。

  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土地财政不简单的是政府低价收地，高价卖地，这是我们广大学者和大多数媒体的误解，我们国家60%的土地是低价出售的，大部分土地进入设施建设，低价出售给制造业，地方政府赚钱的是对于那些商业服务业，他少用招牌挂，这个是他赚钱的地方。如果不去这样竞争的话，你可能拿不到20%的增值税，制造业本身对服务业有推动作用，如果我们把制造业吸引过来，带动商业服务业的发展，这样商业服务业的税收我们就可以赚到，这就形成我们中国现在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中国18亿亩红线这个问题对房价影响不是很大，每年城市扩张非常快，主要问题是我们60%—70%的用地是用在工业建设，大概10%—20%用到农业开发，包括老百姓的城市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所以中国是非常扭曲的这么一个结构。

  所以我们政府在城市扩张的时候，那主要搞空间扩张，当然这也带来一个好处，就是很多的就业。但是我们将近2亿的农民工，和他的家庭成员，给他们提供相关的户口等服务，他们又没办法做到，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怎么样推进城市化，让政府为农民工和家庭成员提供公共服务。大家都在说现在农民工紧缺，其实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多了，其实现在农村还是有很多农民工没有出来的，为什么出不来？一是城市房价太高，而他孩子要上学。要解决这个问题，显然对上学问题这个中央政府已经干预了，但是住房问题我是根本不相信任何保障房的，建保障房本身就是很错误的做法，很多地方都想把保障房炸掉。我们要站在这些城中村改造的地方，允许农民盖房子，符合规划，然后建一些公立学校，然后户口问题逐渐解决了，因为只要他能就业，户口是没有问题的。

  我前面也讲到一个问题，允许城郊农民给城乡农民盖房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地方政府是不允许这么做的，我们现在也和广东深圳地方政府进行城中村改造实验，深圳的国有土地已经基本用光了，政府急于开拓农村土地，但是深圳农民又非常强势，根本拆不掉，这些本地农民盖了很多房，自己收房租，政府又拆不了，怎么办呢？我们现在也是用了一种方法，也借鉴台湾、日本、韩国的方法，道理很简单，就是假定城中村100亩土地，上面有200户农民，他自己盖了自己小产权房，这个地段基础设施很差，地段价值本来已经比较高了，但是因为基础设施很差，所以这个地段价值没有反映出来，现在政府跟农民谈，比如100亩地拆掉，拆掉重新盖起来40亩给你，剩下60亩给政府，那么60亩土地因为两个原因比原来的土地价值提高了，一个是地段环境改善了，另外一个是给你把楼盖高了，给你盖成小公寓。这样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总之这样的方法，会有利于把我们现在的炒房资金引入到增加住房供给上面，政府还可以在里面抽房地产商新增的营业税，并且我们可以配套相关的设施，这是我认为我们将来要进行农民自主型城市化的关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