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尊敬的林岗副校长、尊敬的各位嘉宾、来自新闻界、金融界的各位朋友、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东海证券有线责任公司、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0年第一季度现在开始。衷心欢迎各位领导、专家、记者朋友，各位老师、同学的光临。

　　下面我介绍一下与会嘉宾：中国人民大学附校长林岗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教授；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高培勇教授；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向阳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胡良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栋良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以及主分课题报告的研究员。

　　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林岗教授致辞。

　　林岗：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我们又在这做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这大概已经是第11次了，是今年的第一季度，讨论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变化的问题。我从雷达那里打听了一下，有两个问题是最大的，一个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尤其是压人民币升值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有什么办法破解这种影响，或者我们就应该升值，或者我们应该抵触，想一些中间的办法，这些都比较费脑筋。将会对我们国家刚刚有所好转的出口有什么影响，等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会对我们经济增长的状态不利。

　　还有一个是国际贸易体系的问题，贸易保护主义不是可能要抬头，而且是已经要抬头，早就抬头了。有种种的表现，有大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的趋势，美国、欧盟。欧盟在货币问题上对我们还同情一点，贸易问题上对我们也是盯得很紧的。好像中国人犯了一个大错误，勤劳的中国人民努力的工作，成为事业的制造工厂，加大了储蓄，推动了经济增长，好像反而犯错误了，因为不消费。这个东西有点滑稽。中国的经济靠自己的力量，对这两个主要问题的应对如果得当，不出大问题，出点小问题没事，中国自己内部的经济增长的因素是非常强的，足以盖过这些外部小的影响。中国的工业化还要深度发展，农民工打打工还是要跑回去，这种候鸟型的移民，如果把他们定居在城市将产生多么大的需求和增长的动力，这是我们的条件。什么美国或者其他的都无法和我们相比。所以我们中期的，至少是中期的，十年到二十年的增长是有很好的内部条件的。咱们看得见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不错的，不要妄断，被美国人搞坏了。我们要很好的增长。

　　今天主要是经济研究所的同志们将发表高见，我们洗耳恭听。之后请我们的嘉宾提出很好的意见，以便他们很好的修改和校正自己的观点。在学校作为一个学者，研究经济学，总是要对国家有贡献。搞宏观经济预测也是要对国家有贡献，学者不仅是找几篇杂志发两篇文章，或者到FC发文章，就算是一个好学者。要对自己的国家，要对知识的增长有真正的贡献，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说两句、发发文章。这是我们举办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的原因，我过去说过，再说一遍。

　　谢谢大家。

　　杨瑞龙：谢谢林岗副校长的致辞。我们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今天已经是第13次，按照我们的惯例，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是专题的报告，6月份和12月是总体的形势的报告。这次我们选择的是全球经济做平衡与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我们觉得外部环境是宏观经济的很重要的因素，没有想到由于美国的发难成为全球经济焦点的问题。刚才我有意没有介绍的一位主角，是我们这次主报告的主要承担人和演讲人，就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的副会长雷达教授，由他演讲，我相信他的演讲加上四位嘉宾的发言，将会是一道经济的大餐。有请雷达教授。

　　雷达：大家好。我代表我们这个课题组给大家做一个专题的汇报，我们的题目是《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我包括四个内容，一是经济危机亿危机的性质；二、无创新的经济复苏不会改变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三、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住特征及具体表现；四、全球经济再平衡所面对的外部风险和选择。

　　一、经济危机与危机的性质。2007年由美国房地产和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被人们认为是大萧条以后的最严重的衰退。但是不到两年的时间当中，这次危机开始复苏。根据IMF的分析，如此严重的一论全球经济衰退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的时期得以恢复，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欧美日以及中国在内的主要国家采取了超乎寻常的政府刺激方案，因而避免了全球金融领域的恐慌，这种恐慌是导致1929-33年大危机的主要原因。

　　人们对于危机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此看来，我们认为自2007年危机以来，人们对危机的性质判断和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在对于经济危机和危机性质的判断方面，在以往的判断基础上做了两点的改进。

　　(一)我们认为本轮危机是一次全球经济失衡的系统风险危机。

　　1、如果本轮的危机是像危机开始之初人们开始判断的危机发展的逻辑是从房地产到房地产次贷，再到货币市场，再到信贷市场、实体经济领域，从美国经济传导到欧洲、亚洲的逻辑的话。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对危机性质的判断由一个局部风险逐步转化为系统风险的过程。实际上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在金融理论上是有悖于传统的金融理论的。从70年多以来，金融衍生工具和债券化的发展本身有消非系统风险的功能。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危机的认识不能从一个非系统、局部的向全面的系统的领域推演。

　　2、如果这子危机仅仅是一次金融危机，我们认为实际上从70年代开始，美国也已经完成了从世界银行中心的角色转化为世界风险中心角色。美国也完全有手段将金融危机的风险转移到其他国家当中去，就像1997年发生的东亚的金融危机情况一样。事实上这次危机我们看到主要从发达国家爆发，就金融危机本身的影响和冲击，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比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

　　3、美国在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年代，实际上也是美国经常性项目项目赤字和对外负债急剧增长的年代，美国过度的需求增长和外围国家的过度供给，既是危机前全球的模式，也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房地产泡沫的过程和世界经济的失衡从时期上来说是一致的。

　　4、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危机发生之前已经预测到了这次危机爆发的可能，他们认为导致危机爆发的原因与全球经济的失衡是有关联的。例如，我这里举的美国经济学家分析的观点表明，美国经常性赤字在达到7.3%时，美国的经济会出现拐点及因此引发美国的经济衰退，以及对外净负债的下降。美国尽管没有达到7.3%，他们的预期是在2009年才能爆发这次危机，但是他们对危机的爆发逻辑与这次的现实逻辑是一致的。

　　5、我们把这场危机性质的认识定义为对环球经济危机失衡的纠偏。为什么先房地产开始？根据IMF(2008)的分析，美国房地产泡沫也与全球经济失衡有关。根据他们的分析，在全球经济失衡过程中，由于贸易顺差国大量的资金流向美国，在美国爆发之前的30年的时期中，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处于相对稳定的状况。这一领域很可能成为投机资本集中投入的领域。

　　从这五点判断上说，我们认为导致这次危机是一次全球经济失衡的系统性风险的爆发。这是对于危机的第一个认识。

　　(二)本轮一次周期性的调整，而不是以总危机形式出现的。

　　实际上我们在学术界也好，还是在实体经济的判断中来说，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区分为周期性危机和总危机了。1、我认为总无机的特征是与社会危机相伴随的情况下，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改变的总危机才会出现。这种革命性的变革以战争为手段，如上世纪初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实现了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以及两个并行市场格局的形成，或以国内政局的动荡为表现形式。

　　2、周期性危机的特征。在总危机爆发之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作为强制性的调节手段，作用在于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客观比率的要求，使价格趋近于价值或均衡价格、使虚拟经济趋近于实体经济。

　　3、我们区分了总危机和周期性，不能用总危机的判断来替代周期性危机，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人们对美元走势的判断。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可以通过汇率调节来获得估值效应。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的汇率走势是走低的。这是对总体长期走势的判断。但这不能替代对美元汇率的短期判断。很多时候人们会判断美国会持续下跌，但是看历史资料，每到危机的时候，美元汇率在很多情况下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

　　4、同样我们不能用周期性的判断来替代总危机的判断。全球四次大规模的经济失衡。第一次比较明显的是在英国主导下的全球经济失衡。每次危机的时候，大家都判断失衡是会消失的。我们用美国的经常性帐户的非平衡的状况和GDP的比率相比，每次周期性危机调整之后，非但失衡状况没有消除，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05年的时候，尽管目前属于下调状况，失衡之后美国的状态是否会进一步下调呢？如果我们的判断是对的，这种周期不会改变。

　　85年的时候，它达到了一个顶峰。大概十年多的时间，又再次超过了85年的失衡的水平。我们的判断是，失衡的根本格局不会发生改变。什么时候我们再恢复到这个顶点，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二、无创新的经济复苏不会改变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

　　全球经济处于什么样的格局？美国作为金融和研发中心，日德为高端产品制造中心，以及东亚新兴国家为中低端产品制造中心的新三角分工格局。这虽然还遗留着一些雅尔塔体系的地缘政治的因素，但是这一体系最为重要的推动力在于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美国金融霸权地位的确立。因此全球经济基本格局是否会改变，必然意味着替代信息技术创新浪潮的出现或以美国微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改变。

　　实际上，信息技术在上一轮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就全球需求而言，不仅创造了无线通讯，个人电脑，网络交易等多种新型的领域。而且在信息技术推动下，形成的全球网络生产体系也促进了外包等新形式的产业转移的路径，这是新三角分工格局的主要渠。在这部分研究中，我们主要回答的是技术创新或者说技术基础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技术基础发生变化，基本的格局将发生变化，否则将可能得以维持。

　　(一)全球技术进步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期

　　我们用技术的方法进行了分析，我们首先需要对全球技术进步的水平加以衡量。实际分析时，我们主要适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Malmquist而指数进行分析。从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出发，我们选取了1996-2007年间部分OECD国家的投入产出数据来构建所需要的面板数据。

　　从变化图中我们可以看到，98年之后，世界技术进步的总体水平处于相对平稳发展的水平，而不像90年代更高端的发展。

　　(二)国际技术创新活动驱于下降

　　1、研发投入增长趋缓

　　OECD国家总体的投入量在增长，但是增长的复读在趋缓。研发的投入在这当中增长了，但是技术的革新会不会出现呢？最主要要看产出的过程。

　　2、研发产出量绝对下降

　　我们选择的数据是欧洲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两个主要专利系统提出申请的专利申请量进行分析。刚才我们看到投入的曲线还是上升的话，很明显产出的曲线出现了倒U型的变化。美国专利局的情况是倒V型的发展趋势。投入虽然在增加，产出出现了下降的情况。意味着我们的创新活动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大家可以判断。

　　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想说，前沿创新领域的方向并不明朗。我们在98、99年的时候就讨论，IT技术创新以后，哪个领域能够衔接上IT的技术创新？实际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就会维持。实际上，我们在信息技术以后，我们猜想过生命科学，猜想过材料技术，猜想过环境、新能源等各个领域，我们所得到的数据，实际上在大家预期的这些领域中都没有出现技术革命的曙光。

　　我们看EPO的数据情况。生物技术在1990年到2006年是副增长，总占比3.55%，网络与电信占23.79%，增长率也是下降-0.4%。污染与废物管理负增长，比重也非常小。我们所关心的气候变化创新的比重非常小，当然从欧洲专利局反应出来的情况，1990年到2006年增长速度是非常的。下面的人类生活的需要，作用与运输，化学与冶金这些领域，第一占的比率相对比较高，另外反而没有出现人们所预期的传统领域的衰退结果。根据美国专利申请局的情况来看，这边都是复苏，和欧洲的情况接近，生物的比重比较低，网络与电信还是比较高的，纳米和污染都非常低，应对气候变化非常低，人类生活需求相对高，作用运输相对低，化学与冶金非常高，纺织与造纸9.5%。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技术创新的整体状况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研发在增长，专利产出在下降。特别是人们期待的创新领域没有出现曙光。我们说信息技术对经济推动的作用在衰退，但是在技术存量中的比重依然占首位。这说明在信息技术推动下所形成的全球经济的格局依然有其技术基础。所以从它的技术层面的分析，我们判断全面经济总体的格局不会出现大的变动。

　　三、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主要特征及具体表现

　　我们说这次是失衡的调整，大的格局不会发生变动。调整我们认为在量的变化和局部的变化上。

　　(一)美欧供求结构的差异决定了欧洲更具备外部失衡调整的可能。调整失衡对中心国家很可能是服务业向制造业转移等。美国有没有这种可能，欧洲有没有这种可能？欧洲做内部调整的可能性比美国大。

　　1、欧美共同的特点，比较欧盟15国和美国的工序结构，可以看出他们有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双方都是消费型经济，存在着过度的商品需求和服务供给，这决定了他们都会是商品贸易中的进口方和服务的出口方。

　　2、不同点。首先欧盟的制造业相对强大，其产值在GDP中所比例下降趋势相对缓慢，08年为18%，而美国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下降比较快，08年仅为11%。其次，美国需求中个人消费重要性超过欧盟15国，高出9个百分点，08年美国个人需求占69%，比欧盟高出12%。

　　从服务业的内部构成来看，在美国的服务业构成中，金融服务业占据了比较大的比例，而在欧盟的服务业构成中，建筑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个欧洲在供求结构上的这种差异直接决定了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特征。也就是欧洲好调，美国调起来困难。

　　3、欧美差异对再平衡的意义首先从整体上啊，由于美国经济中个人消费的重要程度高于欧洲经济，因此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美国消费需求从而进口需求仍然会高于欧洲，在外部的表现是美国仍然会拥有比较大的贸易顺差。其次，美国的制造业萎缩要比欧洲严重许多，服务业构成主要以金融服务为主，这就决定了在目前的产业调整中，美国很难通过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将资源由服务业向制造业转移。最后，于美国相比，欧洲的服务业更集中于非贸易领域，在内部的失衡中，由于服务业的供给增长快于需求增长，欧洲在全球经济失衡中，权重将有所下降，这给外围国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二)我们从发达国家进口产品的技术构成来看，环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商品的出口结构可能会向中端产品进行调整。这对全球技术变革和技术演进相一致。发达国家技术进口的含量变动趋势是这样的，高端向中端变化，低端也向中端变化。中端技术有上升的空间。现在的世界经济格局是新三角分工的格局，美国是中心，日德实际上是中高端的制造业，东亚国家是中低端的。如果我们的需求结构按照中低化的发展趋势来看，在未来得发展中，已经处于中高端的制造商上升的空间是有限的，处于相对低端的制造在未来再平衡过程中，扩展市场的可能空间是很大的。直接了当的说，我们还是认为亚洲在再平衡的调整过程中，调整的可能性比日德调整的可能性要大。

　　(三)美国金融中心地位不变前提下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微调。我们主要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来进行考察。我们利用数据库对1995年至今外汇储备中资产结构变动情况进行考察。总体上看，美元总体是下降的，美国在储备中的比重是下降的，扣除汇率波动以后，在新增储备货币中，美元的比重是相对波动比较大的。同这个走势图当中我们概括了这样几点。

　　1、国际储备中美元地位的下降，但绝对值依然很大。01年以后，虽然欧元的正式流通，美元在国际储备的比重开始不断下岗，到了09年第三季度末，美元的比重已经下滑到了61.6%，基本与1996年的水平维持。

　　2、新增储备的比例中美元的占比没有直线下降。虽然美国在储备资产中有所下降，但是每年新增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并不是直线降低的。在不同的年份，新增储备中美元的权重波动性很大。03年到04年，新增储备中美元所占份额超过了75%，高于美元在整体储备中的比例(66%)。

　　3、美元汇率和美元在新增储备货币中占比的关联性规律有所改变。在07年以前，美元汇率和储备结构变动质检存在着比较清晰的规律。每当美元处于升值状态的时候，各国央行就会降低美元在储备中所占比重，体现为新增储备中的美元比重要低于原有储备中的美元比重及而每当美元处于贬值状态的时候，各国货币当局就会采取措施来提高美元占储备的比重。总之，各国货币当局会通过调节币种结构来对冲美元币值变动的影响，也就是倾向于稳定其币种结构。但是08年金融危机出现后，09年美元出现了一定的贬值，但是新增储备中的美元比重依然继续走低。如果上述规律真的打破，意味着各国当局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政策。

　　我们看一下十大债券发行国和新兴国家的对比。美元债券的发行占世界上的32%。实际上其他的欧洲国家加起来，债券的发行占比大概在48%。公共债务的比重，实际上美国和欧洲相比，美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仅仅占32.7%。当然他不如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当中，赤字的状况没有人想象得那么严重。从青年抚恤率角度，美国也好于其他的欧洲国家。我们看到，尽管美国在危机后的金融地位有所动摇，特别是美元汇率变动的规律有所打破，但是我们分析的结论是，欧洲替代美国成为国家金融中心，欧元替代美元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仍然不具有现实可能。因为欧洲经济的基本面因素与美国相去甚远。还有一个调整，在这次调控中，美国宏观经济的失误，造成了全球通胀情况下，美元的地位有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动，这两点是需要我们关注的。我们看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我相信如果说出现了宏观经济失误会导致美元地位下降的话，那么美国的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很可能核心针对的是通胀问题，这和下面的判断是相关联的。

　　从经济基本面的情况来看，欧洲经济的表现给东亚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变革过程中的地位提升留下了空间，但是东亚国家要真正替代美国的角色，目前也不现实，基本面虽然接近，因为东亚国家在金融发展水平上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一些权重的变化还会发生，但是总体上以美元为核心的国家经济的变动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四、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及现实选择

　　金融危机发生后，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主要特征和现实表现来看，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空间有望进一步得到提升。这其中的原因一是由于欧元区国家产业结构的未来调整有望由服务业向高端制造业进行转移，二是来自发达国家进口需求中中端技术产品所占比例的增长，第三则与中国经济在未来国际金融格局上升空间的增长有关。只有中国在现有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帝俄进一步得到稳固的前提下，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才会有可能。我们也面对着不利的因素：

　　(一)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

　　1、对中国分工地位错误定位的风险。国际分工的大格局不变，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也不会发生变化，中国在技术存量及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完成从制造大国向金融中心的改变。

　　2、红利争夺的风险

　　大格局不变，调的是量，我们也可以预期在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将放缓。全球经济再平衡从一定意义上将意味着格局不变的背景下，经济的平稳增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人们会忽略红利的分配，在平等增长的过程中，全球经济参与国的关注点将转向利益的全球分配，其手段无非在贸易保护和汇率调解，这两方面的压力会在未来不断的显现出来。

　　3、流动性紧缩风险和外部需求的逆向冲击。

　　流动性紧锁的风险判断有两个依据。一个是这次局部的调整，美国已经完成了从银行中心到风险资本中心的转变，那么风险资本作为整体国家来说，一定要运用杠杆，杠杆率要非常高。我们说在再平衡的过程中，一定意味着美国作为总体国家的杠杆率在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世界经济的流通性的过盛将会转向流通性紧缩的过盛。美国为了维持美元的地位，在政策的选择过程中，也不可能像70年代一样采取通胀的政策手段。所以我们说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当中会面对流动性紧缩风险和外部需求的逆向冲击。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国开始反思原有的监管中的问题。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银行资本准备金的提高，最大杠杆率以及最低流动性水平的设置，政府对非恩行流动性的监管，发展国家的外部融资环境将恶化，中新国家新的技术和制度形式创新的迹象并不明显。在中短期内，美国经济很难出现可靠的经济增长点，对外进口需求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因此，伴随着流动性繁荣的结束，在新一轮发达国家市场份额再分配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优势尚不突出，面临的外部竞争也更加严峻。

　　4、政治风险

　　我们认为这对于中国，比前三种风险更为严峻。这次的危机实际上是第一次出现在中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外部失衡状态。这种失衡是出现在七国集团内部，这是目前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前一论失衡的调整手段最早是从经济手段来调整的。尽管我们和美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在增加，但是我们和中美之间，从贸易竞争的关系向贸易伙伴转移，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在制度、理念、价值观上，两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用建构主义的观点来说，在认同上，两个国家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压力。很显然，我们最担心的是在再平衡的过程中，许多经济的再分配会通过政治手段来进行实施。这是我认为未来实践当中，中国尽量避免经济危机去政治化的风险是最重要的。

　　(二)相应的对策

　　1、我们应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同时，推动金融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提升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虽然这个提了很长时间，我们的针对性是非常强的。我们是基于我们的判断，全球流通性繁荣结束之后，将会出现流通性的紧缩。但是外部融资成本的提高，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内部的融资成本的降低，尽管这是一个旧的对策，但依然具有新的含义。

　　2、积极推进多边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和金融合作，维护我国应得的政治经济利益。我们的建议针对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保障主义。我们今天看到中美之间的摩擦在进一步增强。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很显然是不均衡的。但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汇率政策也是有底线的。最重要的是把美国作为一端，其他国家为另一端。美国对世界的依存度一定大于世界对美国的依存度。开展多边的合作，意味着在我们周边可以形成更大的经济体，使得这个经济体和美国相比，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会更趋于均衡。

　　3、从方式的转变来说，转变是一个内在的要求。但是在现有的体系下，避免历史上以往出现过的特别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内自主的产业结构的政策性的提升所导致的日本经济衰退，我们提出实际上经济结构的转变包括产业结构、收入结构的转变。在对外方面我们产品结构的提升将作为逻辑起点。在市场份额不增加的情况下，只有产品结构提升了，附加值才能上升。附加值上升了，生产者、劳动者的收入才能提高。劳动者收入提高了以后，劳动者的需求才会提高。劳动者的需求提高了之后，市场上引导的新的需求领域才会出现，而不是现在完全的政策性的引导，比如说家电下乡等，市场的引导中收入是很重要的，产品结构的提高在收入结构提高的前沿。

　　这就是我们针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面临的风险所提出的三项应对措施。这就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刘元春：感谢雷达教授精彩的演讲，下面进入第二单元。在第一单元里，雷达教授代表课题组做了发言，在这个发言里，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主题。他主要谈到一个判断，三个特征，四种风险。

　　一个判断是我们刚过去的这次危机在本质上不是由于金融，不是由于一些技术产品的创新，而是在于世界经济的这种不平衡以及不平衡所带来的利益格局的差异，由此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什么？目前这次危机调整不是总危机的调整，也就是说不是一种大调整，而是一种周期性的调整。这个判断很重要。三个特征第一个是无创新的复苏，我们前一轮的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刚刚过去，而未来得创新还不知所以，全世界将处在无创新的过度阶段。这个过度阶段或者生产力的变革格局决定了我们未来的生产关系以及利益关系调整的根本特性，这是很重要的一种特征性的解释。当然，由这个特征性的解释就会得出第二个特征：贸易格局在供求格局的主导下的特征。第三金融有动荡，但是不会掀起格局性的问题。

　　这就引出了四种风险：1、错误功能定位的风险；2、红利分配的风险；3、外部需求逆转，流动性紧缩的风险；4、在未来可能高度关注的一个政治风险。

　　应当说，在这个报告里所得出的一个很基本的判断是一个中期判断。因此，对于我们在座各位所关注的目前世界的不平静，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到底世界经济目前的状况如何，我们是不是还会面临着世界经济二次探底，还是一种持续的微型反弹。局部的动荡，特别是欧洲的主权危机，会不会出现颠覆性的破坏。目前，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摩擦和汇率摩擦将何去何从，外需将如何变化。这样一种短期问题，我们报告没有做出一种全面的解读。所以说，我们邀请了下面的各位嘉宾给我们进行进一步的讨论。第一位嘉宾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有请。

　　张宇燕：谢谢主持人，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到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参加这个报告会。刚才听了雷达教授的发言，在这之前我也非常认真的拜读了他们的报告。就个人来讲，收益非常大。刚才主持人总结的这个报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观点，得出了很多重要的结论，这对于我们认识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所遇到的一些风险、挑战以及微带我们该怎么采取行动，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总体来讲，我对雷达教授主持的报告的基本判断是赞同的。比如说他对这次危机的调整，最终不会在根本上影响当今的世界格局。这个判断我是赞同的，金融体系、贸易体系在判断之后，大致还是维持在原有的基本格局上。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当然，危机调整以后，回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什么样的状态？这里面还不是一个简单的完全的复归。而是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一会儿再讲。

　　另外，雷达教授谈到这是一次没有创新的复苏。这一点我也是同意的。总体上，我作为评论人谈一些我的看法。一开始林校长也讲了，对报告有什么意见提出来，更好的改进和完善。

　　就危机根源总的判断，雷达教授在这里谈到是因为美国的过度需求和外部世界的过度供给。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这种不平衡状态的调整。对于这个判断，我耳目一新。他也做了很多的分析，包括数据支持。但是这里关于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这个原因和以往危机都不一样。很多危机都不一样。是以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导致的。这为我这样的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也是一个冲击。因为他和我们一般理解的经济为是生产过盛的危机的观点还是不大一样的。对这个问题恐怕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自己也想不好，我总觉得这次危机还是一个分工体系走到今天导致的危机。这种分工体系是什么？就是美国是出口，分工就有出口和进口。美国进口是什么？是商品和一些服务，包括资源。出口的是金融产品。中国、日本、韩国这些国家进口的是资源，出口的是工业制成品，同时也进口工业制品。其他一些国家是资源的出口，同时他们也进口一些金融产品，沙特也是持有大量美国的国债。这是一个国际的分工格局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这种结果过度需求和过度供给扮演什么样的位置呢？可能是一个结果。而更深的原因可能还在于这种分工格局上，一个大的分工。这种分工格局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再早英国也是这样，世界主导国家走到顶峰的时候都是金融产品的主要出口国。

　　这种格局之所以出现恐怕还是和它整个的分工有关，既是自然的结果，同时也是政策理念的结果。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现在是哈佛大学的教授理查德库帕教授一再强调这种格局非常自然，出现这种结果也可以理解。美国金融产品很稳定，回报率也非常高。全球储蓄到美国来投资，购买美国的金融产品，这种格局很好，对大家都很好。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如果我们接触这样的看法，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这次金融危机更重要的是美国操作上的失误，可能和房地产市场本身有问题。所以最后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强调的是金融监管，出台了一系列的监管手段，包括对对冲基金的处理办法等等。我在这里只提一个，因为关于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是很多的，我初步总结了一下大概有十五六种。更大范围来讲，有过度储蓄和投资的问题，但是更大的还是分工格局，当然在这点我同意雷达教授，最后还是要回到原来的状态。

　　第二是创新和复苏的关系。我们看到历史上大的危机，也就是1929年到33年，箫条的时间比较长，对全球经济打击很大。是什么东西带领世界走出那个危机，争议非常大。一般来讲，有人说是战争。我们一般说是到1933年经济危机就结束了。实际上，1938年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是18%，今天才10%。经济学家认为，真正带领美国走出危机的是战争和准备战争。无创新的复苏究竟是这次危机复苏调整的一个特例呢？还是一个常态？可能有另外一些事情，可能能够把人类带出来。

　　还有一点，在整个报告里，我读的时候就在想，报告一直强调不平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是危机的原因的话，在复苏的过程中，同时应该伴随着一种不平衡的调整。但是我们看到，主要的国家，美国赤字是减少了，但也不是想象中的大幅度减少。美国经济状况越少，赤字越大。恰恰是经济不好的时候，经常项目赤字缩小。我们现在还得不出一个结论，现在的复苏和导致这次危机的不平衡之间的调整关系，现在很难得出一个结论。而且我有一个感觉，复苏现在就是在不平衡中复苏。真正走出复苏的时候，大家都认为经济彻底复苏了，那时候很可能是美国的不平衡加剧的过程。现在好一点，什么时候加剧了这可能是复苏的一种很重要的标志。

　　说到复苏，主要是对不平衡的修正。不平衡产生的原因是经常产生的赤字，调整的重点在哪儿？我们看到了贸易保护主义，但是这个不利于调整。还有什么要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增长方式改变，这是远水，那近渴怎么办？这里有一个逻辑，虽然没有谈到，我们要很自然的想到汇率问题、汇率体制。这已经是今天刚才林校长谈到的我们面临的大的问题。美国很重要的经济学家像穆萨、艾毅，包括白宫经济委员会顾问萨默斯包括博格斯坦都提了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在汇率上调整解决贸易不平衡，最后解决经济的不平衡。调整的切入点是汇率，而汇率针对的是中国的人民币的汇率体制，他们提了很多东西了。比如说建立小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建立小组，最后的问题是制定标准而且已经提出来了。如果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占到了GDP的10%，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就要派人到你的国家来和你磋商，如果超过15%，要公布你的名字，要羞辱你。如果超过20%，那就要制裁你。他强调这个计划，不是开除出去，而是要在你的SDR特别提款权的分配上，投票权上约束你，给你明确的制裁。

　　现在逻辑慢慢走到这里来了，我也在想这个事。这个逻辑如果是调整的话，特别是短期的调整，是一个汇率体系的调整，这样我们的压力非常大。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币越来越具有灵活性，也符合我们的利益，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短期的冲击。逻辑最后要调整，怎么办？很可能就是汇率体制调整。

　　刚才说到会汇率的事情，也说到未来国际经济结构，即一方面要回到原来的状态，同时又会有所不同。不同主要在哪儿？我想不同恐怕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次危机以后，中国的位置迅速上升。中国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我记得1月份我们在OECD和他们的经济学家座谈，谈的主要问题是人民币汇率问题。走的时候，研究部的一位负责人找到我，说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中美两国把汇率绑定，密切之间是固定汇率。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汇率是绑定的，这是不是事实上要做成G2。我们盯住了美元，等于美元反过来也盯住了我们。他本人是澳大利亚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经济的迅速提升可能是这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之后，即使是回到原来的点，原来的状态，可能也会有一些区别。当然，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在这方面，我同意约瑟夫奈的观点，相互依存度高并不意味着你有力量，如果相互依存是对等的，你没有任何力量。什么时候有力量？就是你们是不对称的。雷达教授刚才讲的这个我是同意的。尽管我们里提升，但相互依存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力量显然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变化，我不的说了。

　　经济长期的增长到底靠什么？我们看了周期的变化。在这里雷达教授非常正确的指出了增长主要靠两个东西，一个是制度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更进一步讲，增长是什么呢？我还是觉得亚当斯密讲的有道理，在《国富论》里他提出，经济增长的核心就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取决于分工和专业化，技术在这里是插进来的。分工和专业化取决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在这里，我觉得市场规模的扩大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怎么能让市场规模扩大，金融的发展、金融工具的创新，这是一个市场的扩大。贸易体系的拓展，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我在解释几次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时候，我在这里更愿意用市场规模扩大的速度来加以解释。市场规模的扩大速度特别快，突然加速度不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调整。

　　这是我看到他报告时想的问题。好的报告，不一定意味着你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使你想到一些问题，激发你的思考。

　　另外，我想谈谈中国的风险。一个是我们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都说我们外贸依存度高，出口占GDP的比重36%左右，这是一般的算法。如果按净值算法。实际上在中国实现的这些增加值有多少？占GDP的比重不是36%，而是7%，高的是10%。我们依赖水平高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统计的口径是净值还是其他的什么值，这里要特别注意。

　　还有一个是转变生产方式。一般来讲，我们消费不足是一很重要的原因，扩大内需等。但是我们的内需是不是真的很低呢？这也是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我碰到摩根斯坦利的一个经济学家，他说根据他们的计算，表面上看中美消费差距很大，美国消费占GDP70%，中国占38%。我们总共消费1.6万亿美元，08年，美国是10万亿。但是如果按商品的消费，我们是1.2万亿，美国就3万亿，美国大量的消费是服务消费，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的消费、住房的消费，真正按照对物质产品的消费，中国比例就非常高了。我们占到美国的38%，而我们的GDP不到30%，仅就物质层面的消费，我们的比例非常高。我们在计算问题的时候，还要算一些细帐把我们的问题想清楚，当然包括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实际上我们的人均钢铁消费量不到美国的1/7，韩国是17.2%，日本21%，美国24%。

　　转变生产方式我说一点。我曾经见到一些企业家，我问他们。你们对转变生产方式怎么看？你们干什么关注出口？他们说我们没有渠道在国内销售。我们在国内销售遇到的麻烦比国外多得多。我说你具体的讲一讲。商场的柜台主任我都得打点到了，在国外尽管利润低一点，但是签了合同马上就可以转起来。转变生产方式还是和国内的改革有关，提供更好的公平竞争的环境。

　　总之，读了雷达教授的报告，听了他的介绍，我个人收益很大，在这里提一些意见供你参考。特别是有些意见和你的观点不一致，但这并不以为这我就正确，很可能真理在你那边。谢谢。

　　刘元春：感谢张老师精彩的点评。在张老师的精彩点评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闪光的观点，这些观点值得我们在座诸位深思。他谈到无创新的复苏可能是常态，我们可能是在一种不平衡中进行复苏，而不是再平衡中进行复苏。这些观点都值得我们借鉴。下面请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高培勇教授演讲，有请。

　　高培勇：大家早上好，刚才雷达教授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他的报告把我们引向了国际视野。可能是因为专业所限，我无法向宇燕那样对他的报告做出那么详细的点评，一会儿向阳和燕生还会做详细的点评。我只是想在他的主题基础上，就当前以及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势做一些相关的分析。

　　关于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目前方方面面都倾向于后金融危机时代或者后金融危机时期加以表示。不知各位想过没有，当我们用后金融危机时代或时期来标识当前经济危机形势的时候，实际上它向我们传递了两个信息，一个信息是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大致过去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了。第二个信息向我们传递，现在经过了这次危机的洗礼之后，我们已经难以回到2008年以及之前的那样的状态。因为这期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变化。刚才宇燕讲，中国的实力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和2008年以前有所不同，已经引起了世界各方的注意。在面对一系列新情况、新特点、新变化的背景条件下，我们还得立足于当前来谋划未来。就这点而言，我觉得雷达教授的主题报告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第二点，从这次危机的进程和反危机的实践情况来看，我也觉得我们可能获知另外一个信息，那就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和地位被大大提升。我记得在2008年危机刚爆发的时候，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大家这次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以及持续时间的预期都远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要严峻得多。应当说，我们基本上没有想到这次危机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呈现出现在这样的变化。尽管我们现在说，目前中国经济的率先回升也好，整个世界经济已经出现回升的迹象也好，主要是归功于政策层面的拉动。但不管怎样讲，它确确实实，进程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为什么超出这样的预期？其实从G20首脑会议几次发布的公告和若干经济组织的评判和中国领导会议所传达信息都显示，中国的经济回升是靠政策的拉动，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难以完全摆脱大规模刺激措施的作用。当我们获知这些信息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宏观经济的作用在国际经济以及中国经济的运行当中，的确比危机之前更看好了。这样一种宏观经济政策的构成情况是怎样的？一般来讲，总是从一系列的政府的公共政策所构成，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但是如果做一下层面上的分割，我们说打头阵的还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一步分析来看，从这次危机呈现出的若干特点来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比，在这次危机当中所扮演的更多的是主攻手的角色，而货币政策是副攻手。这可以从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拿出的反危机的政策清单中得到证实。中国的反危机的政策清单，我们相对来讲是比较熟悉的，你可以看到，在若干方面的政策举措当中，一直都是财政、税收政策的主要内容，比如说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在打头阵，发挥主导作用。从世界各国拿出的反危机清单当中，大规模的经济扩张措施是主要的，依靠也是政府支出的扩张和政府税收的减少，两个方面的工作线索。所以，我还想在此点名一条。在所有的政府政策当中，当我们观察国际经济走势，当我们分析预测未来的中国经济走势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关注财政政策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

　　最近，我有这样一个体会，那就是对财政政策的作用的确是越来越看重了。我用八个字来阐述他的作用，前四个字是覆盖全部。覆盖的是什么？是所有政府的公共政策，不管是反危机时期的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政策，任何政府的公共政策的贯彻与执行，首先要依托于财政资金的铺垫。大家可以分析任何两种公共政策可能有交叉，但是难以找到像财政政策这样的政策贯穿于所有的政府的公共政策当中。后四个字是牵动全部，讲的是财政政策和整个经济社会活动层面的关系。虽然不能讲财政政策贯穿于经济发展的每一个角落和环节。但是应当说从总体上讲，很多或者大部分的经济社会活动的层面都受到财政政策的牵动和牵引。所以，我想在分析今后一段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势的时候，财政政策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这在反危机时期，我们可以得到验证。我想在未来的关于处理若干新的经济难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得到相应的验证。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未来一段时间，在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财政税收政策未来的走势和调整是怎样的。大的调子已经定了，就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实质内容是相当复杂和丰富的。如果，一个一个的去做比较细的分析，比如说把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所推出的一系列有关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政策做逐一的剖析，不仅颇费心力，而且也不是特别必要。我觉得有几件事情可以看得清楚。当我们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有几个方面的理解。第一照搬过去已经推出的增值减税措施，叫积极。因为要延续过去的扩张势头。第二在原来已经推出的增值减税基础上，做相应的减法，哪怕减掉90%以上，也叫扩张。第三在原有的基础上，既做减法，同时又做相应的加法，也叫扩张。所以，在积极二字的层面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可能不同的情形。在今天，我们能不能引出一些大致的框架，让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晰一点。我觉得大致可以做三个层面的分析，一个层面是过去将近2年的反危机实践当中，凡是立足于原有的或既有的改革方案的增值减税的举措，不用怀疑，是不管经济风云如何变化，都是要继续实施下去的。第二个层面，着眼于反危机的需要，而拿出减税增值的措施，这是属于应对危机的临时措施或权宜之计，也不用怀疑他。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他们肯定是要终止，要退出历史舞台的。第三个层面，立足于新情况、新形势而有针对性的拿出新的增值减税的措施，我觉得我们当前应当关注的主要是后面这一层面的东西。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想说一个大概。比如就第一层面而言，立足于既有的改革方案而推出的增值减税的措施。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有了关于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的方案，其中包括财政税收制度的调整方案，这是基于长远而设计安排的。只不过其中有些改革的举措带有增支减税而带有扩张的倾向，只不过在危机到来的时候，恰好需要采取这样的增支减税措施，恰好我们的改革方案中已经设计有这样的增支减税措施，两者在时间上巧合，所以就推动了这增支减税措施的实施。几个现成的例子，比如说增值税的改革，这是从1994年就开始谋划的税收制度的改革。增值税的转型改革说到底，最重要的体现是企业计算缴纳增值税的计税基数得以缩小，本身就是一个减税措施。恰好在08年遇到金融危机的袭扰，恰好我们需要减税的措施，所以从09年项措施就得以启动了。不用怀疑，不管经济形势出现如何的变化，类似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措施肯定是要长期实施下去的。

　　比如第二个层面，着眼反危机的需要而提出的增支减税的措施，比如大家提到的出口退税。从08年到09年，基于反危机的需要，扩大出口的需要，政府已经连续7次提高了出口退税的规模，09年总规模达到了6400多亿，相当于什么样的比重呢？有多大的分量呢？大家知道，尽管这些年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09年中央财政的支出总额是15000亿，而7.5%是由中央财政负担的。我想大家可以从中体会到出口退税对于财政的冲击力度以及当连续7次提高出口退税的时候，决策层所付出的努力。类似于这样的政策，我以为必然要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相应的做出调整。

　　比如二手房税收交易，大家已经看到了，尽管在2009年末的时候有种种猜测，这样的政策会不会延续到2010年，但如果你把它看作是反危机的临时举措和权宜之计的话，不用怀疑，只要房事转好，经济出现回升的现象，也是要逐步退出的。其实从今年1月1日开始，二手房交易的低税收政策已经停止。

　　中央政府拿出的1.18万亿的分配方案2010年是5885亿，07年调增了163个亿。为了严格守住1.18万亿的规模，2010年相应的从5885亿当中调减了163亿，规定在了5722亿的公共投资。5722亿还有一个专门的规定，只能用于原来投资项目的续建和收尾，不能用于新开的项目。这表明，中央的投资政策事实上也在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收敛，它本身就是立足于反危机的需要而拿出的权宜之计和临时性的举措。

　　伴随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我的判断是新增投资要持续的消减，最终为零。

　　第三个层面，伴随新情况新形势而推出的新的增支减税的政策安排，这是我们要着力去谋划去分析的。现在看到的一些情形，实际上也向我们传递了一些信息。比如说基于节能减排的需要，必然要推出一些新的政策手段。而这些新的正则手段当中，其中主要的部分恐怕还和财政税收的增支减税措施直接相关。既然已经向国际社会做出了承诺，就要动用各方面的政策手段去推动他，实践它。能够拿出怎样的政策手段？我们看到的一个是资源税的改革的启动，这次资源税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改革，和原有的资源税的机制和基础已经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我们把它视作一种类似于新税的开启。在今天，资源税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很可能在2010年开始实施。比如说，燃油税费的改革，很多人以为中国的燃油税费改革已经完成，因为2009年1月1日已经把养路费等6费停征，同时适当调增了消费税中成品油的税费。但是截止目前只是走完了一半地路程。我们要通过燃油税费改革实现两个目标，一个是原有的目标，从98年开始立项的。来实现规范政府机制和行为的目的，不让政府通过公路这个环节乱收费。另外一个目标是通过燃油税费的调整达到限制汽油消费量，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第二个目标应该说和第一个目标相比，对于目前来讲更为重要。不过，基于顺利推行燃油税费改革的需要，2008年在设计这个改革方案的时候，确定了一个原则，保障消费者的税费负担，不至因改革而调增，所以2009年1月1日开始做的一件事情是把养路费等6费的收费负担做了统计测度之后，在保持税费不变的前提下，转入到现行的消费税成品油当中。所以，没有能够来得及，没有能够一下子实现节能减排后一个政策补偿。在当前的形势，这样的改革还应当着手逐步的提上议事日程，就是让人们在消费汽油的时候多负担一些税收，从而减少汽油的消费量，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否则，我们凭什么在2010年实现比2005年减少40%到45%的承诺。

　　再比如，调节收入分配的需要。从刚刚闭幕的两会上可以看到，委员和代表对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形式非常关注。要调节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甚至贫富差距。我们靠什么？靠规范一次分配的制度规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二此分配，政府的再分配手段的实施也是必要的。当大家关注二次分配环节的时候，同时要关注政府拿什么去调节贫富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家关注房价，希望政府遏制房价，同时关注政府拿什么去遏制房价？我们发现政府面对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几乎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手段去操作。指望税收去调节，但是能够起调节作用的个人所得税在整个收入比重当中，08年是6.4%，09年是9%，而且这样的税制是分类所得税的格局，这是不适于调节人与人的分配差距的。所以个人所得税的综合改革在2010年一定会摆在非常紧迫的位置上。比如说物业税的改革，当物业税不被人们寄托所谓控制房价，给地方政府提供主体税种寄托之后，主要的作用就是调节差距。这是财产税，本身就是调节贫富差距的载体。2010年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对于物业税的开征恐怕也要采取加快步伐的理念去安排它，去推进它。

　　再比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家已经看到，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任重平的评论文章，你读起来可以获得很多新的信息。比如，把经济体制转型、转轨、发展的转变放在同样的层面上相提并论，比如把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会把中国裹挟其中，归纳为经济发展方式不相协调。看起来，在今后一段时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是一个时代主题。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给中国的财政收入政策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举个很突出的迫在眉睫的例子，在增值税转型改革之前，因为增值税的征收，专业的要求太高了，是分作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分别征收的，对于小的工商业采取的是产品销售的全值×综合征收办法来征税的。原来适用的税率是5%到7%，转型之后，因为一般纳税人的税负增税的税负一律调减到3%。大家知道，目前中国整个商品和服务流转税的征收分成两块，一个是征收增值税，另外一个是征收营业税，服务业现在是5%，当你的规模不是很大，从事工商经营的时候，负担的税负是3%，而你从事服务业的经营，负担的税负就是5%。这样一种不均衡的税负的安排格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由税制所导致的产业发展的布局就有欠合理性。所以，它也对中国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的下一步改革提出了下一步的要求，而且是迫在眉睫的要求。这些问题，我以为我们是应当关注的，而且是我们以此分析观察未来一段时间经济走势的一个重要的线索。

　　我特别赞赏今天林岗副校长讲过的一段话。作为经济学院的学生和研究者，我们应该更关注为自己国家，能够为今天这个世界的发展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必拘泥于那些形式上的套路或文章。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要和大家以此共勉，谢谢大家。

　　刘元春：感谢高老师的精彩点评，不仅对于当前整个财政政策，以及未来财税体制改革做出了精辟的看法。对于高校的一些学生，更重要的对于我们后危机时候，宏观经济学本身的一些动向的提醒。我们在宏观分析里，可能要加强我们对财政方面的研究。他提到这一点，使我想到，目前在整个国际宏观经济学界掀起的这一场运动，反思我们目前的宏观经济学。目前有几篇有代表性的，IMF的布莱查提出了一个要点，我们以往过度的重视货币政策，认为财政政策没有效果。特别是在李嘉图等价和新李嘉图等价的理论中，这给我们在座诸位提了一个醒，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学习中更加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再次感谢高老师给我们的精彩演讲。

　　下面有请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李向阳研究员进行演讲，大家欢迎。

　　李向阳：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这是我第二次来，两年前来过一次。这次的题目是《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我非常认同这个题目。过去我们谈外部风险的时候，都是外国人在做什么。而这次外部风险可能和以往说的外部风险意义有所不同了。因为在这这对关系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内外关系了。因为中国经济本身已经成为再平衡的重要角色。换句话说，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未来调整的方向。对于雷达教授为主的研究小组所做的报告，我读完以后收获很大。由于时间关系，下面还有燕生教授和刘元春教授的发言，我就控制在20分钟以内。

　　第一谈到未来5年和中期走势的时候，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压力的时候，第一点是再平衡。这种再平衡不仅仅是贸易层面上或者是金融层面上的再平衡。反应出的是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美国人的负债消费和亚洲的生产，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亚洲的过度储蓄形成了互补。在商品市场上的流动，使得亚洲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贸易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回流到美国，支撑美国的消费。全球经济也是靠消费合生产来拉动的。这场金融危机标志着这个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我们首先应该选择全球经济增长是什么样的增长模式。对于美国负债消费模式的增长现在有分歧。美国人能不能戒掉负债消费模式的“毒瘾”。如果他们能够戒掉，我们就要小心了。现在看来，是要开始戒了。前几天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第一份的经济报告分析，未来美国经济要回到7%，经济危机之后在1%左右，在未来3到6%的上升应该是定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的储蓄率，个人消费要下降3到4%。

　　亚洲应该怎么做？除了中国政府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选择，其他亚洲国家没有做出这方面的准备。紧接派生一个问题，中国单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义务来承担起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责任和压力？因为国际社会已经把中美作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两个最大的责任人。一方是美国，一方是中国。中国有没有义务呢？我们说没有义务。至少不全部有这种义务。中国对欧美市场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处在东亚的国际网络上，我们进口的大量的高附加值零部件，以中国制造的名义出口美国。以这个名义上来说，中国在承担着亚洲的贸易不平衡。中国有没有能力呢？至少我个人是不乐观的，因为在前不久，我看到去年的时候，亚洲开发银行曾经做过一项评估，在亚洲国家整个出口里面，其中区内贸易大致维持在52%到53%，区外是47%到48%。把贸易进一步分解之后，结果发现，贸易里分成最终消费和生产比，亚洲国家出口里，用作亚洲地区的最终消费占32.5%。也就是说，东亚为主的亚洲经济这种大量的贸易，真正用作本地区消费的只有1/3，让这么一个经济体来承担，在短时间内调整是非常非常难的事。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为什么把再平衡作为中国在未来时间内外部压力的一个最大来源的所在。

　　第二我同意雷达教授报告里关于未来时间内技术创新还是一个过渡，或者整个经济还处在过渡阶段。至少现阶段我们没有看到或者确定性的技术进步的方向。但是我想说的一点是，围绕新能源、清洁能源为主的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大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战略共识。为什么这方面的技术进步似乎不太明显呢？给出一个解释是现在正在讨论的全球气候变化既是一个原因也是未来得发展方向。我们知道，在此之前，全球有这种规则就是《京都议定书》，但是最大的缺憾是只管发达国家，不管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产业，或者清洁能源要发展，要有市场需求，能够带动经济的复苏等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有市场需求。而市场需求，现在清洁能源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成本。也就是清洁能源的成本太大，要解决这个问题，靠技术进步，让科学家投入更多来解决两者的差异，短时间内是做不到的。又想往这个方面发展，又面临着成本和市场的约束，唯一的办法是改变规则，改变成本和清洁能源成本之间的比例。实际上我们现在谈的哥本哈根会议，发达国家为什么这么着急呢？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不是基于全人类的说地球要再晚几个月或者晚个三五年，我们地球就要毁灭了，我想没有这么高的道德水准。更多的还是一种基于经济意义上的压力。我个人不是阴谋论的信奉者，但是在经济危机之前，美国人和中国人相比的优势还有什么？我们的劳动力还有优势，资本也不像以前那么缺了，市场机制也建立起来了，在经济危机之前美国和我们的优势是金融业，而金融危机打击最大的是金融业，美国参与世界竞争和中国这样的经济体竞争还有什么？要确立未来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低碳经济和清洁能源是它唯一能找到未来有竞争力的东西。因为，我们从国际国内比较差异最大的是人家的空气好，污染少，产业里高污染的产业低。只有在这个领域里制定一个更加严格的统一的规则，为清洁能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我承认目前全球经济可能是在技术创新中处在低速或者观望的状态，但是恰巧酝酿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潜力。而能源这种领域或者以减排为核心的和以往的都不一样。今后如果是以减排为核心的，作为全球最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向，产品性能使用价值没有任何变化，但是由于碳排放水平或者碳密度降低，有可能成为高科技产品。比亚迪和红旗比没什么，可能还没有它马力大，但是高科技产品，因为减排。未来如果我们认定低碳经济是一个方式，那么很多方面都会发生重要的变化。

　　第三在报告中提到金融改革。我完全同意，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宏观层次，要改变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同时在微观层面也全球共识，金融体系的监管。无论是宏观层面的货币体系改革还是微观层面的金融体系的改革，人们有一个部分的误区是更多的觉得是外部压力造成的或者是基于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觉得这次金融危机不行了，要改革。有这种原因，但最重要的推动力和是来自发达国家内。就像前不久提出的沃克规则，它的一个根本动力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这种最大的压力在于什么呢？简单的话是人们在这场危机中，金融界的巨头们天天拿着高工资，之后出了问题让政府和全人民负担，这种压力是最大的压力。考虑到去年年底，拿了政府这么多钱，年底还要发高额的奖金，民众对这种很不满。

　　通过这一点我想说，发达国家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的改革，都基于一点，不能损害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这就是基于在全球的领先地位。雷达教授在报告中提到，美国在过去20年中，一个角色的重要变化是从世界银行家转变为世界风险资本家。我们看到中国很多钱在我们这里不是钱，只有到美国转一圈之后才真正是钱，背后就是美国有成熟的金融体系。如果损害到这里，任何的改革再从全球的利益有好处，也放在一边去。

　　最后，我想谈一点贸易领域，报告里也专门谈到。再平衡本身是一个贸易问题，对于未来贸易领域的改革，实际上压力也非常大。其中为重要的压力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所谓新型的保护主义越来越多。前一段G20的会议报告中说，在过去4个月来全球新出台的保护主义措施并没有增加，但是同时也提到，从构成来说，实际上很多新的在WTO现在认可的贸易保护主义没有增加，但是很多新型的在增加。比如说购买美国货条款、在经济危机期之间发达国家政府要求本国金融业只能向本国企业贷款。这对贸易自由法是巨大的障碍，因此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必须要制定出新的规则对新的贸易注意，包括对新保护主义进行约束。但是，对此我们同样不乐观。为什么？有可能会出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更愿意把新贸易的规则与哥本哈根的减排，比如与环境保护，比如与知识产权的保护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毫无疑问是推进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发展中国家更愿意把危机阶段推出的新的措施消除掉，更多的获得市场准入机会。双方都打着贸易的旗号各忙各的。今年启动的多哈回合，我个人不是抱太乐观的态度。把这个和经济结合起来，毫无疑问这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这是中国经济必须要应对的，也是难以躲避的一个挑战。反过来，中国经济如果能够成功的应对，即是对自己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对全球所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谢谢，我的评论到此。

　　刘元春：感谢李老师准时的发言，在这20分钟里，李老师给我们提供了4个方面的看法，这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特别是在贸易领域方面。下面有请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研究员演讲，大家欢迎。

　　张燕生：非常感谢，而且也读了一篇非常好的报告。这篇报告，确实我们讲信息爆炸，在我读的时候感觉是思想爆炸。我想谈三点。

　　第一点是关于这场危机。我个人对这场危机的看法，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危机，而且是一个长周期的危机。我也很同意报告讲的危机和失衡有关。这个逻辑我个人想，危机和失衡有关。一种逻辑是失衡与中国有关，中国与中国的发展方式有关。我们知道，最新的美中的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提交国会的观点是，这次危机的责任，美国一半、中国一半。还有一种逻辑，这场危机和失衡有关，失衡和美国有关。也就是说，美国是和美国目前的增长方式和全球治理的结构有关。这两种观点，我个人认为是后者。很简单，这次危机是美国金融危机，不能中国金融危机。中国没有危机，如果说中国影响大，也仅仅只能够讲中国在危机之前，07年开始了中国经济自主的再平衡调整。看看数据，在雷曼兄弟之前，美国金融全面恶化之前，中国的经济在07面2季度开始减速，出口在07年下半年开始减速，和危机没有关系，是我们自主的调整。

　　我非常同意这场危机讲了四阶段的失衡，尤其是第九阶段的失衡是1990年到2008年，非常好。我们看看这一轮的失衡是什么？我个人认为这是三个方面大的调整：一个是新经济周期的大调整，我们知道新经济周期的起点是90年的3月份。所以这场危机首先不07年的次贷危机，是新经济周期进入到一个大调整时期所产生的。调整的两个爆点一个是2001年的IT泡沫破灭，一个是2007年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是一个长周期的两个爆点形成了今天的冲击。

　　第二关于这场危机，我个人觉得是全球化的大调整。我们大家知道，经济学有一个说法叫“市场失灵”，这次危机实际上是全球化失灵。我们会发现传统的宏观经济学面临着向1936年的卡恩斯革命和1979年的供给学派宏观政策组合的转向有着同样的意义。这次的转向恐怕要解决全球化失灵，我们的宏观经济学要改写。要建立真正基于全球化开放的宏观经济体系。比如说通胀，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世界我们的通胀盯住CPI、PDI的时候，给我们的信号是通缩。当你针对通缩扩大货币供给，降低利率的时候，你会发现全球性资产价格飙升。货币政策应该怎么应对全球化所产生的全球化失灵的问题？全球化失灵的核心是全球化的治理结构存在根本性的治理缺陷。

　　第三新经济革命的调整。我们经常会讲IT革命，这是新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的动力。但是我们不要忘记，IT革命的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IT革命的制度性改革开始于上世纪的80年代，没有几十年的准备不可能有IT的新科技革命。因此，大家讲的判断我非常同意。我们现在是无创新的复述，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讲再平衡。这会涉及到美国在再平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调整。我个人想，也就是刚才几位讲的，美国消费的行为，美国生产的行为，以及美国整个产业结构会不会发生变化。最新的数据报告讲，可能储蓄会上升，靠借贷消费的行为会出现一个阶段的变化。我们知道现在有低碳，低碳会不会改变美国人的消费和生产行为？美国会不会出现再工业化？美国计划五年出口翻番，并且成立了振兴出口的内阁。出口翻番会不会出现再工业化。第三个问题是对金融危机的反思我们说的更多的是监管，既包括内部也包括多边，监管是创新是一对矛盾。我们看看84年美国关于金融创新的观点对比现在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会不会出现一个从结构上来讲，去金融化的趋势。从欧洲来讲，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经常会拿欧洲和美国相比，实际上欧洲的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美国的发展目标是不同的，欧洲的发展目标主要是一体化，而不是增长。而且我们会发现，欧洲的结构和美国的结构也是不同的。我们看看跨境服务，我们会发现，全球的跨境服务的提供者是美国和英国，全球的跨境服务的购买者是德国和日本。而且我们会发现，在低碳和经济结构的多元化方面，欧洲和美国也是有很大的不同。报告划了四条曲线，其中最重要的结构讲，中低和中高的产业发展比较快。我们看看欧洲新东中欧的加入确实产生了多元化。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谈谈中国怎么办。我非常同意报告提的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全球系统性风险中国怎么办，我们能够逃过金融全球化、金融市场一体化吗？我们逃不过。系统风险怎么办？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另外一个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怎么办？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的货币和巨额的对外金融资产怎么办？这些问题对中国来讲，下一步都是我们面临的。关于贸易保护主义，我个人想说一点，对于贸易保护主义是既包括贸易，也包括汇率，也包括投资，还包括金融的一个严峻的挑战，绝不是我们讲的双法双保。刚才宇燕也讲到的，我们经常项目的顺差占GDP的比例是10%以上，现在不到。而且我相信我们今后的比例会持续的下降，但是IMF的举措就是一种保护主义的举措，所以说，中国应该怎么办。

　　第二个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我们看看日本，日本作1985年到1995年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高潮期。85年的时候日本人均工人占美国的比例是60%到70%，1995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占美国的比例是1.5倍，2008年日本占美国的人均收入的比例回到了70%左右。我们从一个长的周期来看，一场日美贸易保护主义的较量，最后的结果拉开了日美之间的差距，中国怎么办。

　　第三个问题，我们讲中美之间真正的贸易摩擦还没有开始。中美的贸易摩擦和冲突恐怕是一个长期的无法回避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

　　由于时间关系，我最后讲我认为中国应该怎么办的想法。

　　第一我觉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没有选择的，它的核心就是在战略的调整，体制的变革和增长动力的改变入手，改变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和激励导向。

　　第二我觉得对中国的再平衡来讲，国际收支的结构调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和我们整个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的改革，对中国来讲，问题恐怕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双顺差的格局已经到了必须要改变的情况。对中国来讲，面对着我们应当更加重视进口，而且我们应当更加重视调整出口，而且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如何能够利用我们目前竞争力比较薄弱的跨境服务来改变我们制造的竞争力。

　　第二个方面，下一步我们怎么能够把中国的商品、中国的资本、中国的货币、中国的银行进行周边的和全球的布局，变“中国制造”为“东亚制造”，变“中国制造”为“世界制造”，这样情况下，顺差降低是可以使显得。

　　第三是外汇储备的调整，核心问题是怎么从发展和转型这两个现实角度来改革我们的国际收支的结构，人民币的机制。

　　最后一点是关于低碳发展，我主要讲三点：第一我非常同意培勇的观点，碳税、环境税、资源税、消费的调整恐怕是下一步必须面对的，但是如何能够在不增加企业的综合税负，不增加整个经济的宏观税负的条件下，建立起一个与国际接轨的碳税等的资源税税收体系，这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无论是哥本哈根其是低碳发展，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工具而不是我们挨打的手段，我们会变得非常主动，对中国利大于弊。

　　第二低碳应该成为我们下一步增长率约束的重要方面。

　　最后一点，开放型的节能减排的模式既有利于再平衡，也有利于我们下一步低碳的发展。

　　谢谢大家。

　　刘元春：感谢张所长精彩的演讲，最后一个发言嘉宾应该我，但是我把我的时间腾出来，我们的宏观论坛增加一个互动环节。一方面我们可以请嘉宾对他们的观点进行补充和说明，报告组的作者也可以进行互动，更重要的是在座的同学和来宾可以对我们的嘉宾进行提问，现在开始。

　　提问：我想问社科院的高老师一个问题，今天在报告里我注意到，有一个全球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美国的过度消费和周围国家的过度供给。高老师谈到，我们国家的出口退税在09年6000多亿，同期的支出是15000亿。出口退税的增长，我们通常说是增加了出口，增加了我们出口的国际竞争力，这会产生一个矛盾。我们意识到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外围国家的过度供给和美国的过度消费，在美国消费的预期或者是行为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支出来支持出口会起到作用吗？会不会更进一步的推动全球金融危机呢？谢谢。

　　高培勇：我澄清一个问题。中国财政支出当中，中央政府的规模是15000亿，出口退税的规模是6400多亿，这里有一个统计口径的问题。出口退税的统计口径不是列支而是预收，在统计的时候已经把出口退税的额度预先扣掉了，在财政上不反应出口退税的项。和我们平时做会计的时候，有些项目不是列支，而是直接乘底收入，出口退税的项目在支出中有一个名称叫“税事支出”，预先扣掉了。当财政收入和支出两个帐报出来的时候，收入已经扣除了出口退税，而不是6400亿除以15000亿得出这样的比率。

　　出口退税一直有争论，在国内有争论，花费这样的代价是否值得。有人做过调研，和出口有关的企业，利润的来源或者说利润的额度和所获得的出口退税的资助，两者在平衡的时候，很多企业会发现，利润来源的主体部分是政府给的出口退税。对外部来讲，中国这样的出口退税是支持一种倾销呢？还是真正是出于出口退税本身的初衷？当所有的疑问一并走来时候，有一个事情我简单的做一个交待。这样出口退税的规模之所以在内外成为焦点，和我们的税率结构是有关系的。比如我举个例子，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大家注意，出口退税退的税是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国内缴纳的税收在出口环节要退掉为零，注意是流转税负为零而不是所有的。像欧美国家，直接税的比重相对比较高，间接税的比重相对比较低。哪一个产品卖1000元，税是300元，他们退掉的流转税占300元的比重大概只有30到40，对中国来讲，流转税的比重达70%以上。你退税的时候要把200元以上的税退掉，对于价格的冲击力完全不同。

　　我想完全清晰的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我还没有想妥，但是我想把这两方面的因素提供给大家，请大家分析出口退税牵动的影响的时候，应该把它纳入进来。谢谢。

　　提问：我想问一下雷达教授，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这种高投资、低消费的模式是为将来到来的老龄化和生产下降、消费增多做准备，请问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雷达：真的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的高投资和低消费，你说的是你的考虑。从我的角度来考虑，依然还是前一段时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演讲过程中整个技术革命的变化、分工格局的变化，所造成的中国世界经济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地位决定了我们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高储蓄、低消费和高投资的关系，但是和未来的关系我真的没有考虑，抱歉。

　　提问：我还是想请教雷达教授一个问题，在主报告中提到这次经济危机的判断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您也提到了一个总经济危机的概念。如果这次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不是还以为这在不久的未来，这次的再平衡或者这次的复苏走得不好，是不是会带来总危机的发生。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最危机有没有联系？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联系？谢谢。

　　雷达：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我们在判断危机的时候，我们一直把周期性的危机和总危机混在一起了。我觉得这次还是一个周期性的危机。这样一个失衡的结构积累到一定的结构，一定是会出现总危机的，但是这次危机不是。你的解读是对的，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危机有没有二次探底或者怎么样的情况，我认为在总危机出现之前，会有若干次波动。我认为73、75年是一次比较大的危机，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经济就是好好坏坏，一直到90年代出现信号经济之后出现了格局的变化。很多人认为这次危机和1929年到33年的危机一样的话，我更愿意把这次危机和73年、75年的危机相提并论，谢谢。

　　提问：今天讨论了一上午的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我想提关于内部风险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现在的情况，中国今年的通胀预期可能性很大，由于天气所带来的影响，像西南地区的干旱，今天北京这种沙尘暴天气，对中国的CPI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有没有专家能够说一下今年天气对CPI带来多大的挑战？

　　另外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的负债问题，这成为了两会的热点问题。前一段中金公司的报告认为，地方政府的负债已经达到7.2万亿元。有没有专家能够对地方政府负债的信贷风险以及地方政府通过搭建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谈一下他的看法。

　　刘元春：我来回应一下。首先CPI，从1月份到2月份，1月份1.5%，2月份2.7%，特别是2.7%这个数据已经逼近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所讲的3%左右，以及我们通常所讲的我们的目标级3%左右的水平。因此大家会谈到在未来可能会面临比较严峻的通胀的压力。从简单的CPI这个数据而言，可以这么讲。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将这些数据进行深度解读的话，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些侧面。首先我们看到，1月份、2月份，这个数据通常在宏观解读里，真实性和可参考性比较差。为什么？因为1月份、2月份是我们经常会谈到的我们的春节效应、翘尾因素、基数效应比较严重的时候，这两个基数的参考性相对比较差。因此我们要真正反应我们现在整个通胀压力的状况，我们需要对其他指标进行进一步的解读。

　　第一个指标我们要看到的是CPI，剔除食品和燃油价格的CPI，我们2月份2.7%里有2.05%是由于食品价格的上涨所导致的。加上然也价格的变化，2月份的核心CPI是0.4%左右，这表明中国宏观经济的供求状况还是基本平衡的，这是我们所要看到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看到对于未来价格水平冲击的这些因素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之所认为我们的通胀压力未来很高，不仅仅是刚才同学们谈到的气候的原因，还有一个很核心的原因是我们货币的原因。2月份M2增长25.6%，M1增长34.4%，这都在我们十年来的一个高位水平，特别是我们的M1，因此我们谈到的货币下的压力和来自需求的通胀压力可能比较大。但是这里我们必须要看到的一个问题是，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进行大幅度的收缩。无论是我们的信贷总量，还是我们的存款准备金以及我们其他的一系列的一些措施，实际上都在开始收紧。并且这些收紧的信号在加强。从我们理论上的测算来讲，M2到CPI的传递周期一般来讲，正常年份10个月，危机年份11个月到12个月。从正常传递来讲，恰恰是在1月份、2月份是货币冲击的一个高点。但是这个高点并不是我们简单的学院式的测算。我们将M2的增速减GDR的增速，再加3%、4%的便利因素，这么算出来了。实际上，这个里面我们会发现，在05年之后，中国的通货膨胀的传递机制，货币传递机制和通胀形成机制具有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金融领域产生了强大的蓄水池的效用，大大缓解了货币冲击直接产生实体领域的冲击，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很重要的一点。

　　另外一点，大家关注的通胀压力比较大的第二个因素是成本推动。我们2月份的PPI是5.4%，燃油动力、固定资产价格指数都接近10%，很多人会谈到由于经济的复苏，导致我们产出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扬，导致我们CPI会出现波动。中国经济的变化最大的技术的提升和规模的提升使中国企业的成本消化能力大幅度提升。04年、05年到07年PPI和CPI的缺口是最高值，通胀比以往减少。还有一个是输入型的，虽然在加剧，但还是有限的。我们人民大学这个团队里，对于目前通胀的问题，认为未来得压力比较高，单纯从CPI的数据来讲，2月份的翘尾因素是0.6%，7月份可能会达到1.5%，到6、7月份的时候CPI会突破3%接近4%了，对这个一定要有辩证的态度。前面我提到布莱查德提出“反思经济学”，高老师刚才提到要重视财政政策以外，另外一个我们盯住通货膨胀，应该把盯住的目标上调，他建议从传统的2%上调到4%。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他谈到全球通货膨胀的机制和以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济学里谈到的菲利普斯曲线变得越来越平了，而不是像原来说的垂直的直线，这些是大家需要关注的。

　　当然，至于天气的原因，我给你提供一个参考性的。我们预测天气只能预测一周，预测一年不可能。去年在夏季的时候，中国70%的粮食是在秋季丰收，夏粮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去年在秋天播种的时候中国也发生了大面积的干旱，当时也认为粮食会出现大问题。后来出现了连续6年的粮食丰收。在目前政府的这种能力的情况下，气候变化比较大，但是宏观波动比较小。

　　后面的问题时间关系，我就不回答你了。现在提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请问高老师一个问题，现在货币政策有了紧缩的趋势，但是人大批准的方案，财税政策还是持平的。这是不是有一点矛盾？另外很多专家认为我们现在可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因是我们的债务规模还有很大的空间，您认为在我们GDP的数字，从09年第4季度到现在比较高的情况下，经济恢复得比较快的情况下，现在把这个空间利用掉，会不会挤压到以后的空间？现在把这个空间运用掉有必要吗？尤其是在经济恢复比较好的情况下，谢谢。

　　高培勇：你提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2010和2009，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值得我们关注，2009他讲这是最困难的一年，2010他说是最复杂的一年。09年我们是全力保增长，当你的敌人只有一个，你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围剿他。但是2010年，目标不是唯一的，更是不确定的。主要说来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国际经济发展的预期是不是可变的，会不会超出我们的预期。第二中国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退出的时机和退出的力度的选择。

　　在当前的条件下比较麻烦，首先一条大势的认定依然需要经济的刺激，另外又要随时准备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脱身。这两个方面都要兼顾。说到前一条，指今年的赤字规模安排，去年是9500亿，今年是10500亿。看财政的力度主要看赤字，但是看赤字主要看它的变动规模。08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大家可能还记得是3000亿，09年是9500亿，一下子增加6500亿，而今年是在9500亿的基础上调整到10500亿。因为财政既然需要继续扩张经济，调整在增量上而不是在存量上。如果去年9500亿今年仍然9500亿无所谓扩张。但是经济增长的力度已经小于去年。

　　第二个问题讲债务。我们必须说，世界上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获得足够认证的哪怕是经验的指标供我们参考。欧盟3%和60%的指标也只不过是妥协的产物，是政治的产品。刚才雷达教授给大家提供一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国债占GDP的比重，意大利是100%以上，美国是39%，德国、法国也都是在一定水平上，并非都控制在60%的空间之内。但是当我们没有其他方面的指标来做参照的时候，我们现在只能用欧盟的这两个指标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或者叫做参照系，只供我们参考。

　　接下来说中国的债务规模究竟要掌握在怎样的水平条件下？空间有多大？照我的说法，空间实际上是很大的，当然同时也有风险。我们并不会说在2010年基于反危机的需要一下子把所有的空间得填满了，当一场新的危机到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空间了。你可以比照一下现在中国的债务率还在20%左右。

　　地方政府是一个没有办法测算的帐。我们过去讲地方政府债务的时候，讲这个债务那个债务，毕竟和政府相关，可以把它做到政府债务的范畴内。现在最大的风险不在于地方政府的债务，而在于地方的平台债务。什么平台债务呢？貌似公司，但实际上是背后的政府支撑。我们把钱存到工商银行，我们看到的不是银行本身而是背后政府的因素。各个地方为了发展经济，成立了很多的建设公司，筹集了很多这方面的债务，自然而然就有连带的关系。银行出了问题，财政要买单，这种建设公司出了问题，财政也要买单，实际上是潜在的风险，两难的决策。一方面急需找到新的投资项目，大家看到08年很多被否决的项目都上马了，因为大敌当前，要全力对付危机，要冒一点风险，包括地方平台债务的风险。好在现在对这个问题的把握比过去清晰得多，当我们知道有这些风险的时候，办法总比问题多。我本身还是持看好的态度的。

　　刘元春：感谢各位嘉宾，感谢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以及新闻媒体朋友的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第一季度报告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