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7月29日在中南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谓新常态，其最核心的特征是经济增速长期性趋缓，未来难以恢复到9%～10%的高增长轨道。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始于2008年。当时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速只是短期性放缓，“四万亿”刺激政策下经济增速的明显反弹使他们更加坚定了这一判断，他们相信中国能够像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一样，重新回到高增长轨道。然而，由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做大GDP的激励、人口红利、体制改革红利、“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自然增长过程”中的追赶效应等支撑中国过去30多年高增长的几大动力源泉均不同程度地减弱，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均下滑到了7.7%，2014年上半年降至7.4%，笔者的预测结果表明“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降至6.5%。可见，中国经济增速的长期性趋缓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应该以平常心来看待“新常态”，不要总是期望回到以往的超高速增长轨道，因为理论和国际经验都表明，一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以超高的经济速度永远持续下去，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速趋缓将不可避免。理论上，当一个国家工业占GDP的比重达到峰值之后，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发展服务业来拉动，而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则相对缓慢；此外，当一个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峰值之后，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消费来拉动，而依靠消费是无法实现超高速经济增长的，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都是高消费国家，但它们的增长率不过是2%～3%。国际经验也符合上述论断，二战以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均实现了连续30年左右7%以上的高增长，但是它们的增长速度在第4个十年几乎无一例外地大幅下跌了。

        不过，还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与社会仍然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自1998年中央提出“保8”以来，“保8”“保9”“保7.5”等保增长目标频频进入人们的视野。为什么对欧美国家而言，2%～3%就已经算是非常高的增长速度了，当经济增速达到2%～3%时他们甚至可能需要考虑出台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而中国需要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就连从7.5%到7.4%这样小幅度的增速下滑都难以容忍，更别说降到6.5%甚至更低。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拥有较为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和社会保障网络，社会架构比较稳定、社会弹性比较大，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滞后，社会架构较为脆弱、社会弹性较小，就业压力大，哪怕是小幅度的增速下滑都是社会难以容忍的，因此经济和社会患有明显的“高增长依赖症”。具体而言，“高增长依赖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和新增高校毕业生的不断增加使得就业形势持续严峻，因此需要高增长来保就业。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从2012年开始下降，2012年和2013年分别减少了345万人和244万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就业压力开始减轻。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得每年都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据预测，2011～2015年平均每年有653万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2016～2030年平均每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依旧多达540万。另一方面，高校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人数年年创新高，2014年毕业生人数已经达到722万，“十三五”期间每年仍将有7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踏入社会，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所面临的就业压力。相比之下，2000～2008年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只有30万左右，而日本就业人口每年减少9万人，它们无需中国这样的高增长来保就业。因此，中国需要保持高增长来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

        第二，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依赖于高增长。居民是劳动力、资金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这些要素收入，2013年城镇居民要素收入占比为76%，农村居民要素收入占比更是高达91%。但是，地方政府却持续严重压低生产要素的价格，导致居民收入大幅萎缩。比如，2010年中国制造业工人小时工资只有美国的5.7%和OECD国家的7%。再比如，调查显示2011年被征地农民得到的补偿款仅为1.7万元/亩，而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收益却高达77.8万元/亩。由于转变发展模式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任务，因此“分好蛋糕”是在长期里才能实现的目标，中短期里“做大蛋糕”仍然非常重要，所以依旧需要高增长。

        第三，高增长才能为民生支出提供充裕的财政收入。中国政府目前尚属于增长主义政府，将很大一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经济建设，因此投入到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明显不足。不仅如此，民生财政支出在城乡和地区之间严重不平等，农村地区和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民生财政支出更是匮乏。以社会保障为例，2012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6.7%，而OECD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22%，法国更是超过30%，即便是墨西哥（7%左右）和智利（10%左右）等发展中国家也明显高于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在城乡之间以及地区之间还存在严重的不平等：2011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补助标准为936元/年，而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则只有130元/年，前者是后者的7倍；2012年北京和上海人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分别为2051元和1861元，而河北和贵州分别只有645元和676元，仅为北京和上海的1/3左右。短期内，政府财政支出构成难以发生大的变动，因此政府要想继续增加民生财政支出，必须要建立在财政收入总体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之上，而经济增长则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源泉。

        经济与社会所表现出的“高增长依赖症”和长期增速趋缓为核心特征的新常态之间存在强烈冲突，而且由于“高增长依赖症”会长期存在，因此二者之间的冲突也会长期存在。我们要面对“高增长依赖症”和新常态之间的冲突，更要想办法去解决冲突。解决冲突的办法无非有两种，一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二是降低经济与社会对高增长的依赖程度。中国的确可以继续实施以高投资为支撑的增长主义发展模式，重新回到8%以上的高增长轨道，但是高污染、高能耗、贫富差距拉大、产能过剩加剧、经济结构失衡、流动性泛滥和腐败盛行等老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因此单纯追求这样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笔者认为，以平常心适应新常态的根本之道在于，着力通过深化改革降低全社会对高增长的依赖程度。

        第一，积极推进社会改革，加强社会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重视并加强社会建设。加强社会建设有助于稳定社会架构、增加社会弹性，从而降低经济与社会对高增长的依赖程度。在推进社会改革、加强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重点需要完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扩大就业并促进再就业。

        第二，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政府职能从“做大蛋糕”转变为“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并重”。虽然以高投资为支撑的增长主义发展模式实现了“做大蛋糕”的目标，但是却没有较好地“分好蛋糕”。未来需要在适度“做大蛋糕”的同时努力“分好蛋糕”，为此需要着重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化要素市场改革。要素市场改革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有助于“做大蛋糕”。而且，要素市场改革之后，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要素的价格会有所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有助于扭转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从而有助于“分好蛋糕”。二是，实施总量减税。总量减税可以同时刺激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使总供给和总需求同时扩张，从而实现“做大蛋糕”的目的。而且，以往的高税收体制不但没有在二次分配环节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导致了逆向调节，而总量减税则可以扭转二次分配环节的逆向调节问题，从而实现“分好蛋糕”的目的。总量减税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也是可行的。2011年，欧盟国家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83%，美国和日本更是分别高达99%和223%，尽管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但是中国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53%，因此目前中国仍有较大的减税空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