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学家究竟在关心哪些热点问题？

　　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学前沿论坛2009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泰岩教授的主题报告对此作了回应。他表示，经济增长与发展、资本市场、“三农”问题、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区域经济发展、公共经济、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问题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十大问题依次成为2008年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热点所在。

　　黄泰岩介绍，这是他们通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影响因子等因素，选择了18本杂志，对2008年所发表有效论文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

　　中国经济学前沿论坛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市经济学总会联合主办，这次是首度推出。今后将每年举办一次。在为学术交流搭建平台的同时，也希望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多位专家研讨了当下中国、北京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如何在战胜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实现经济更好更快更可持续地发展等问题。总体上，专家们大多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产业发展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分析说，目前最根本的两个产业——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都面临一定困境。传统产业被发达国家认为已成为夕阳产业。而且传统产业是一个耗费资源的产业，对环境也有很大的破坏性影响，其产业前途不被看好。

　　对于高技术产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都很乐观，认为前途无量，但本世纪初的纳斯达克指数的崩盘，意味着投资者对高技术产业特别是网络经济这样一些产业失去了投资信心，主要是对于这些产业怎么能长期持续性赢利有疑问。

　　而更高的一个新的革命性、突破性的高技术前景在哪里，现在尚不清楚。

　　对于代替石油能源的新能源，尽管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商业性投入到新能源开发能赚钱吗？金碚表示，新能源的经济学特征决定了其创新投入收益是大量外溢的。这意味着进行这一行业的创新，能够从中获得的收益比较少，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及制定相应的规则，它面临的问题就比较严重。

 
　　由于金融业及虚拟经济的发展，现在全球财富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一名著名经济学家的观点是：现在全球资产，1/3是实体资产，2/3是虚拟资产，这是最保守的估计。按照有些经济学家的观点，虚拟资产的比例更大。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去追求虚拟财富，实体财富在整个财富结构中所占比重在下降。因而，实体经济会遇到销售上的很大困难。

　　金碚同时表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很大冲击，但相对而言，中国的产业空间还比较大。

　　金碚认为，当下，国家政策应该有一个及时、适时的调整。前一阶段国家主要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等来遏制经济下滑；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企业竞争能力的培育和提升，这样所要求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从政策上应给予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

依靠外需模式将到尽头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王一鸣研究员表示，对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现在的共识越来越多：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下，我国经济成功扭转了去年三季度以来的加速下滑趋势。

 
　　从消费层面来看，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汽车下乡，摩托车下乡，节能产品的补贴，提高低保的标准，提高养老金标准等。政府的转移性支付对稳定消费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供给层面来说，工业生产也开始回升。

　　从市场层面来看，市场的预期和信心都有所回升。

　　但我们仍面临不确定性，这种回升还不是太稳定，外需还在进一步收缩，全球经济虽然有回暖的迹象，但很多指标还在波动，美国和欧洲的失业率还在进一步增加。中国制造业相当一部分是面向出口的，尤其是IT行业，其60%的生产能力要面向出口，这种形势对中国制造业的生长有很大制约。

　　同时，经济回升的内在动力仍然不足。当前经济出现的积极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政府扩大支出带动。消费的增长，也与政府转移性支付有很大关系。怎样培育内生的经济增长动力，是目前面临的挑战。

　　王一鸣表示，还有两个因素值得特别关注：其一，在人们对美元贬值预期增加的情况下，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在上升。其二，我国面对着产能过剩的压力。本世纪以来，由于外需的扩张，我国产能扩张非常快，比如，钢铁产业一年要扩张一亿吨左右的新增产能，这样大的产能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

　　而现在为了保增长，特别是地方政府层面，又在刺激某些工业领域的产能扩张，这会对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产能压力，这也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因素。

　　“国际环境由于这次金融危机发生深刻的变化，而我们这种依靠外需的模式也越来越走到了尽头。”

　　王一鸣同样认为，经济在逐步回稳以后，政策层面的中期调整应该提到更加重要的层面，应为新一轮的增长创造条件，为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增长创造条件。

封闭不是方向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注意到这样一些观点：我国没有受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很大的影响，是因为我们开放度不够，因为人民币不是自由货币……

　　对此，刘伟认为，这或许是现实，但绝对不是骄傲的理由。因为将来改革的方向肯定是国际化、全球化。今天没有走得那么远、那么深入，使我们避免了一定的危机，但不能以此作为下一步改革的指导思想，不能说要有意识放慢，有意识脱离世界、脱离全球，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

　　刘伟提出：“国际化水平低，你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为此你耽误的发展效率有多大？两相比较，封闭未必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从产业组织上，中小企业的非国有化，是前些年改革的基本走向，地方国有企业的央企化也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央企大型化，数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垄断。但在肯定国有经济作用的同时，还要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提高市场竞争的有效性。

创造消费不在吃穿用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研究员表示，2000年中国基本实现了温饱型小康社会，意味着吃穿不愁。吃穿不愁的含义就是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吃、穿、用在人们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快速下降。而我们现在还依赖于此，导致的结果之一是，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比上年末增加4.5万亿元。

 
　　王国刚认为，人们碰到的各种消费难题主要在于：房价不断上涨，医疗越来越难，交通越来越难，就学越来越难，各种文化、体育等娱乐设施已经非常拥挤。所以中国真正的消费难点在于住、行、学，而不是吃、穿、用。而住、行、学不是靠生产线能解决的，不能简单停留在依靠工业化。住、行、学必须通过消费投资或者非生产性投资才能为它创造消费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把生产性投资和消费性投资分离，大幅度扩大消费性投资，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