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联通混改方案尘埃落定之后，中国建材与中材股份合并协议旋即出炉。近期而言，国企改革升温迹象明显，不断进入公众视野而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目前国企集团层面的混改仍然是比较谨慎的。我认为也可以考虑另一种思路，即从‘僵尸企业’入手来实施混改，给予更灵活的政策支持，例如说不一定追求控股权等。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即便混改进展不顺利，所付出的成本也会比较低。而一旦取得实质性成果，就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接受中国财富网采访时如此建议。

他表示，从他的团队研究结果看，国企混改对优化“僵尸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提升他们的运营效率有较明显作用，这一比例可以占到20%。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僵尸企业”让渡控股权方面，政府处理往往会更加灵活，民企可以充分利用壳资源和市场资源，通过改进管理使得“僵尸企业”的现状得以改观。

中国国企改革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启，目前为止已进行数轮，并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今年8月份，国资委网站显示央企数量已减至98家。到2020年，国企改革希望可以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

聂辉华认为，在当前国企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厘清国企定位仍然具有先决性意义。目前来看，国企既需要承担政治性和社会性责任，又要顾及经济效益，这就容易存在一定的目标冲突。如果不厘清定位，推动国企改革就可能出现问题。例如，在国企混改之后，民企希望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而这有时候未必会是国企的主要目标，这就可能产生不一致。是坚持市场化导向还是以其他方面导向为重，国企实施混改需要考虑清楚这个问题。

民企较难形成对控股股东的制衡，这是其参与混改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近期受到广泛关注的联通混改而言，聂辉华表示，民企参与垄断性国企混改，可以进入之前难以进入的市场领域，实现超过正常市场竞争的回报。但这能否有效改良公司现有体制机制，尚待后续观察。

“国企混改不一定追求控股权。下一步的国企混改，在确定所实施的行业和企业之后，政府可以提前做好让渡控股权的心理准备。当然，可以让渡控股权，并不意味着一定这样做。如果民企的运营模式对企业更有利，就可以让渡控股权；如果不是这样，就另当别论。但前提是需要有类似这样的政策。”他建议道。

针对中国国企改革的其他路径，聂辉华指出，曾受热议的淡马锡模式其实是难以复制的。主要原因是，作为淡马锡的控股股东，新加坡财政部关注的重点是企业的经济收益，而并没有控股权要求和保持行业控制力的要求。也就是说除了经济目标，就不再有别的目标。这种情况下，淡马锡及其旗下企业运作起来就可大可小，可进可出。相比而言，中国国企承担的责任较重，同时兼顾较多目标。如果国企定位没有很好厘清的话，就难以复制国际上这些成熟经验。进入公众视野而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目前国企集团层面的混改仍然是比较谨慎的。我认为也可以考虑另一种思路，即从‘僵尸企业’入手来实施混改，给予更灵活的政策支持，例如说不一定追求控股权等。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即便混改进展不顺利，所付出的成本也会比较低。而一旦取得实质性成果，就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接受中国财富网采访时如此建议。

他表示，从他的团队研究结果看，国企混改对优化“僵尸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提升他们的运营效率有较明显作用，这一比例可以占到20%。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僵尸企业”让渡控股权方面，政府处理往往会更加灵活，民企可以充分利用壳资源和市场资源，通过改进管理使得“僵尸企业”的现状得以改观。

中国国企改革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启，目前为止已进行数轮，并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今年8月份，国资委网站显示央企数量已减至98家。到2020年，国企改革希望可以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

聂辉华认为，在当前国企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厘清国企定位仍然具有先决性意义。目前来看，国企既需要承担政治性和社会性责任，又要顾及经济效益，这就容易存在一定的目标冲突。如果不厘清定位，推动国企改革就可能出现问题。例如，在国企混改之后，民企希望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而这有时候未必会是国企的主要目标，这就可能产生不一致。是坚持市场化导向还是以其他方面导向为重，国企实施混改需要考虑清楚这个问题。

民企较难形成对控股股东的制衡，这是其参与混改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近期受到广泛关注的联通混改而言，聂辉华表示，民企参与垄断性国企混改，可以进入之前难以进入的市场领域，实现超过正常市场竞争的回报。但这能否有效改良公司现有体制机制，尚待后续观察。

“国企混改不一定追求控股权。下一步的国企混改，在确定所实施的行业和企业之后，政府可以提前做好让渡控股权的心理准备。当然，可以让渡控股权，并不意味着一定这样做。如果民企的运营模式对企业更有利，就可以让渡控股权；如果不是这样，就另当别论。但前提是需要有类似这样的政策。”他建议道。

针对中国国企改革的其他路径，聂辉华指出，曾受热议的淡马锡模式其实是难以复制的。主要原因是，作为淡马锡的控股股东，新加坡财政部关注的重点是企业的经济收益，而并没有控股权要求和保持行业控制力的要求。也就是说除了经济目标，就不再有别的目标。这种情况下，淡马锡及其旗下企业运作起来就可大可小，可进可出。相比而言，中国国企承担的责任较重，同时兼顾较多目标。如果国企定位没有很好厘清的话，就难以复制国际上这些成熟经验。

原文链接：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912/15667118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