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现代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对现代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也形成了不同的分析范式。研究发现，这些分析范式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考察现代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构建一个新的金融危机分析范式。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外过度金融化和国外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他国家对其货币或货币索取权的过度积累和虚拟资本的积累，因此，不仅要避免本国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也要防止国际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向本国的过度转移，避免因这种过度转移而造成的国际金融化资本的累积，对金融化资本的国际流动的适当控制是必要的。

　　关键词：现代金融危机；分析范式；明斯基金融；结构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金融化

　　中图分类号：F83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15)10-0081-06

　　收稿日期：2015-07-08

　　作者简介：陈享光（1957—），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理论经济学与宏观货币金融理论研究。随着现代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对现代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也形成了不同的分析范式。研究发现，这些分析范式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

　　一、明斯基式金融分析范式

　　现代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从美国开始爆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是在金融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危机爆发的金融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对此明斯基式的解读自然流行起来。Jan Kregel、Charles Whalen和Randall Wray等认为2008年爆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典型的明斯基式的危机，是明斯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完全能够解释的纯粹金融现象。

　　根据明斯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倾向，这种不稳定性来自两个不同的周期，即“基础明斯基周期”和“超级明斯基周期”。基础明斯基周期中的金融脆弱性体现在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和融资安排上，这一周期是一个从套利金融开始、通过投机金融到庞氏金融结束的演变过程。按照明斯基（1992）定义，套利金融是能用他们的现金流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付款义务的。它往往是与有更大权重的股权融资的负债结构相联系。投机金融则可以满足他们负债收入账户上的付款承诺，即使他们不能偿还现金流，这些单位需要“滚转”他们的负债。庞氏金融意味着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不足以充分偿还或他们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不足以满足未偿还债务的利息，这些单位可以出售资产或借款。基础明斯基周期起始于套利金融，之后转为投机金融，直至最终陷入庞氏金融骗局。基础明斯基周期存在于每个经济周期。

　　超级明斯基周期是一个改变商业机构、商业习惯和支配市场结构的过程。这些结构对于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明斯基称他们为阻碍不稳定的“阻制机构”。侵蚀和转换需要几个周期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超级周期是一个长期而基本周期更短的相位周期的原因。当超级明斯基周期已有时间削弱经济的“阻制机构”时，威胁经济生存能力的全面金融危机就会发生。超级明斯基周期在几个基础明斯基周期的时期都会发挥作用，在其作用过程中，“阻制机构”不断弱化，最终完全被侵蚀，金融过度深化，经济经历了一个无法控制的周期性的萧条。一旦大规模爆发，经济将进入一个重建“阻制机构”的时期。

　　超级明斯基周期可以被认为是允许更多的金融风险进入体制的过程，这个周期包括“监管松弛”和“风险增加”。监管松弛过程被认定为风险供给增加的过程，而风险增加过程可以认定为风险供给和需求两者都增加的过程。监管松弛和风险增加的过程有三个维度。监管松弛的第一维度是规制俘获。“阻制机构”限制了金融机构的活动，如果经济受到阻碍，这些限制将减少利润。这创造了一种经济激励去俘获监管机构以削弱管制。第二维度是监管退化。监管者是人，更是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与投资者一样，易于记忆丧失和重新解读历史。因此，监管机构忘记了过去的教训，乐于相信经济周期死亡的辨术。其结果是愿意相信削弱监管的理由，认为情况已经改变，不再需要调节。这种政策转变可能得到为同样社会力量所驱动的经济学发展的支持，它为监管改变提供了合理性证明。第三维度是监管逃避。风险供给通过逃避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而增加，创新引起的活动游离于“阻制机构”的范围之外，从事创新就要不断更新管制。风险增加的过程同样也涉及三个维度，第一维度是金融创新提供的新的产品会带来更多的冒险。金融市场创造和扩大了一系列新产品的使用，包括证券化和分组证券、衍生工具，期权，所有这些产品都允许家庭、商业、金融机构采取新的模式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金融风险。第二维度是记忆丧失和文化变迁增加了风险需求。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逐渐忘记了以往的金融危机，增强了甘愿冒新的风险的意识。相应的文化变迁会改变人们对风险的态度。第三维度是数据的滞后。按照明斯基的观点，经济结构是持续变化的，这个变化过程必然会产生数据滞后。危机伴随一段时期的重建风险、改变生成数据后果的系统，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管制俘获、监管退化、监管逃逸、金融创新、记忆丧失和文化变迁的不平坦过程。这意味着数据生成过程是连续变化的，以至时间序列分析成为一个完全不恰当的行动指南。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人们使用这样的分析。

　　按照明斯基的逻辑，冒风险的机会和欲望由于记忆丧失、金融创新和监管松弛等而不断增加，市场参与者推动着风险—收益表向上移动，然而，他们却无视包括所有参与者冒险的增加等结构条件改变造成的风险—收益表下降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包括监管者在内的所有市场各方都是这样，以致市场约束对风险防范失效，最终走上危机的道路。

　　二、结构凯恩斯主义的分析范式

　　结构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方法是由托马斯·帕利提出的。帕利（2009）认为，尽管危机有着显而易见的金融因素的影响，但不能把它看作是一场纯粹的金融现象，明斯基理论的危险性在于：将这次危机揭示为一场纯粹的金融危机而忽略了其根源于新自由主义这一事实。帕利也特别重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自由主义转型的意义。凯恩斯主义集中于总需求的分析，因而总需求也是分析新自由主义相联系的结构变化影响经济的切入点。帕利（2009）认为，在他的结构凯恩斯主义分析中，金融通过债务和资产价格膨胀取代工资增长，在维持需求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其结构凯恩斯主义分析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认识并强调了金融创新和解除管制对促进需求增长的功能性意义，提供了一个把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并入对危机的综合解释中的渠道。第三个特点是认识到贸易赤字和美国全球参与模式的缺陷是引起全球危机的一个原因。美国由于支持借贷和资产价格膨胀而损害了收入和就业，进而损害了实体经济。美国推行的全球化模式不仅造成工资挤压效应，而且是造成美国经济需求流失的影响因素。因为美国全球参与模式的缺陷导致进口支出的漏出、工作的离岸外包、新投资的海外转移三重失血，这三重失血加速了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固有的停滞趋势，因此也助长了危机的爆发，并使之带有全球性。

　　帕利认为，危机根源在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取代“二战”后的底特律条约的增长模式。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依赖债务和资产价格的膨胀来填补由工资停滞和收入差距拉大造成的总需求的缺口。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解释了金融市场如何填补缺口并使这种填补远超过合理预期的范围。20世纪80年代之前，经济政策致力于充分就业和工资随劳动生产率而增长——就是所谓的底特律条约模式。这一模式创造了良性循环，与劳动生产率联系的工资增长意味着强劲的总需求有助于充分就业。充分就业为投资提供了刺激，反过来促进生产率提高，进而支持工资增长。80年代后，经济政策从致力于充分就业上退却，并切断生产率增长与工资之间的联系，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以借贷和资产价格膨胀为动力，取代工资增长成为总需求增长的引擎。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是危机的根源。

　　帕利认为，新自由主义模式发展的结果是扩大了收入不平等，工人工资增长与生产率日渐脱钩，关注通货膨胀，而不关注充分就业、损害工会、劳动力市场保护、最低工资、通过全球化把美国工人置于国际竞争中，等等，自然引起工资与生产率脱钩；而削弱工人地位、强化公司地位的经济政策对这些结果的发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新政策像围栏一样把工人囚在其中，围栏的四周是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小政府和遗弃的充分就业。全球化推动了生产的国际化，把工人推向国际竞争舞台。对政府合法性的攻击推动了私有化、放松管制、削减税收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恶化对政府支出及公共投资的挤压。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削弱了工会和对劳动市场诸如最低工资、失业救济、劳动保护、雇员权利等的支持。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采取把通货膨胀置于优先于充分就业的位置。而华盛顿共识发展政策促使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蔓延，通过使所有国家采取此政策而强化了它的影响。也使所有国家造成工资挤压、工资竞争强化和管制放松。在帕利看来，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金融过度只是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的主要驱动器，单纯的金融改革如果未涉及新自由主义的增长模式将会使经济停滞恶化。帕利强调了债务与金融繁荣的重要性。债务为消费者提供了无论工资如何停滞、收入差距如何扩大都能维持消费的手段，而金融繁荣则为消费者和厂商支持其扩大债务融资支出提供了担保。可见，帕利的结构凯恩斯主义分析把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理论当作解开金融和经济危机之谜的钥匙，虽然他承认资本积累过程是有裂缝的，但认为此缺陷并非不可修复。按照帕利的观点，金融不稳定和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并非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具有的反凯恩斯主义的性质。帕利自己宣称，“结构凯恩斯主义相信，设计适当制度结合传统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可以挽救资本主义的趋势并实现充分就业、分享繁荣。”

　　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分析范式

　　与结构凯恩斯主义对危机的解释不同，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等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积累出现断层，陷入停滞—金融化的陷阱源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非新自由主义［1］。新自由主义仅仅代表了最有利金融化的垄断资本利益的经济政策。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是根植于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经济深度停滞趋势的回应。面临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的缺乏，资本日益把大政府和大银行时代造成的金融投机当成避难所。结果是：如果停滞是垄断资本本身的主要矛盾，将演化成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经济停滞—金融化的双重矛盾。新自由主义本身是停滞—金融化陷阱的反应。不存在超级明斯基周期及其明斯基的复苏，也不存在结构凯恩斯主义者对危机的回应。

　　福斯特在其发表的《资本积累的金融化》一文中指出，明斯基等人对金融周期的分析忽略了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长期结构性变化［2］。他认为，金融化的发展、现代信用体制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资本积累的本质，因为真实资本的资产所有权变得从属于股票或纸面资产所有权——通过举债而实现的杠杆化经营越来越多。从生产和金融的关系看，投机性资产定价结构与财富所有权凭证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有关，它支配了与产出有关的“实体”定价结构。因此，经济基础范围内可用于积累的货币资本频繁被转化为M—M＇，即资产价格的投机。这种转化成了长期趋势，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发生重大结构变化。在经济中产生的潜在储蓄或剩余超过可盈利的投资机会，将导致停滞趋势，因为生产缺少市场，资本就会转向杠杆化金融投机（一大堆令人迷惑的期权、期货、衍生品、掉期等）以避难。因此，金融化不仅仅滋生于繁荣时期，也滋生于停滞时期。其主要矛盾在于，金融爆炸一方面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它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新马克思主义者马格罗夫和斯威齐认为，如果出现金融全球化，人们不可能对其监管，那么迟早停滞的生产基础上的金融上层建筑的膨胀，就可能导致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崩溃。他们认为，明斯基的理论没有很好地解释生产（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帕利通过结构凯恩斯主义对此进行了考察，但他主要关注的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如何在以下方面改变了生产和金融的关系：以阶级为基础的对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使上层获益（包括工资停滞和巨额利润）导致有效需求的相对短缺，以及新自由主义通过债务积累和资产膨胀为经济提供增长动力。在帕利看来，这些连同金融投机去除了阻断机制的超级明斯基周期一起，导致了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发生。帕利没有看到积累或储蓄投资过程才是问题，资本积累过程的断层不是源自新自由主义，而是源自资本主义制度。

　　福斯特认为，金融化的发展使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至从诸多正在扩大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金融化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进入垄断金融资本时期，资本在基本层面上的进展不大，而是陷入了似乎永无止境的经济停滞和金融膨胀的循环中。他认为，金融化的发展，催生了期货、期权、衍生产品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使得金融投机甚嚣尘上；金融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巨额财富的积聚日益与金融活动而非生产过程相关，金融部门也日益掌控着非金融公司现金流管理的速度和规则；金融化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金融化使得生产性投资和金融资产积累之间没有了必然的直接联系，两者的背离有可能达到相当大的程度，这种背离的恶果就是导致经济繁荣终结的投机性泡沫，投机性泡沫又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动荡。

　　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认为，传统上，金融扩展与实体经济的繁荣密切相伴，但金融化的发展改变了这种情况，金融扩张不是以健康的经济为基础，而是以滞胀的经济为基础。由于不能为其实体经济中不断增长的剩余寻找出路，资本通过企业和投资者把额外的剩余——储蓄注入金融，投机于资产价格的上涨。同时金融机构发现了容纳这种大量货币资本流入的新的、创新的方式，并通过增加借款的杠杆作用把金融上层建筑不断推向更高的高度，创造出衍生工具、期权等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结果是累积如山的债务产生，外加上金融利润的超常增长。虽然金融化通过各种财富效应推动了GDP的增长，然而整个经济日益依赖一个接一个的金融泡沫，以便游戏能够继续进行。而且，随着信贷债务的量的增加，它的质量却在下降，这整个过程意味着，一旦金融泡沫破裂，危机就可能爆发。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遭受到越来越多的金融危机。福斯特在《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一文中指出，短期内房产泡沫是阻止经济停滞的利器，也是金融化的核心基石，它与美国居民的基本福利密切相关。如今房产市场的低迷将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触发全面的金融混乱。继续调高利率有可能导致经济停滞甚至房产价值锐减和居民债务负担比率上升（进而导致大面积的住房信贷信用风险）之间的恶性循环。美国的消费需求是全球经济需求的核心源泉，美国的消费需求一旦剧降，就极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危机的风险。

　　现代金融危机是伴随金融化的发展而不断出现的,正因为如此,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如拉帕维查斯,把现代金融危机的原因直接归结于金融化。拉帕维查斯认为，现代金融危机如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与过去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不同，它的产生是由于个人收入的金融化, 特别是对美国工人的抵押贷款,包括对最贫困工人的抵押贷款，这种金融化与投资银行业务在金融机构之间的扩展相结合, 使得资本从工人和其他人的个人收入中直接榨取金融利润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可以称为金融掠夺。与这些利润相对应的是通过投资银行业务得来的金融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收入也根源于个人收入,特别是来自于对大规模储蓄的管理，工人广泛卷入金融机制中, 这是金融掠夺的基础。金融掠夺是流通领域中产生的一项额外的利润来源，它与个人收入相联系, 包括已经存在了的货币和价值的流动, 而不是新的剩余价值，金融交易是关于货币和可贷货币资本的交易，而不是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易，它们通常包括以信任为基础的承诺与义务的交换，而不是直接的等价交换，价值在金融主体之间的最终转移取决于制度框架、法律安排、信息流动和社会权力。个别工人越是被迫依赖于金融机构，后者在信息、权力动机上的内部优势越是允许它们使交易向自己的利益倾斜。霸权和隶属的要素存在于这些关系之中, 尽管这并不与生产中的剥削直接对等。这场危机扩展到了全球范围，是因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金融化的过程中发生了转变，商业银行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更加疏远，从事于投资银行业务，并且将个人收入当作利润来源，2001—2007 年, 投资银行业务与金融化了的个人收入相结合，使美国和其他地方产生了巨大的泡沫, 并最终导致了灾难。

　　四、新范式的构建：金融化资本过度积累说

　　现实的金融危机不是纯粹的金融现象，而是金融化资本过度积累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只是造成金融化过度积累的一个因素。

　　如前所述，在产业资本积累主导下，资本循环周转虽然不断游离出货币资本，造成过度的货币资本的积累以及虚拟资本的积累，而这种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也会对资本积累和循环周转造成一定阻碍，甚至造成独立的货币危机，但由于金融领域的资本，特别是货币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游离和积累的货币资本最终将以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形式回流到产业资本主导的循环周转中（否则就会限制甚至失去其增值性），因此，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有一定的限度，即便发生货币危机，所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小。在高度金融化的情况下，货币资本的积累与虚拟资本的积累是交织在一起的，且是相互作用的，它们共同构成了金融化资本的积累。由于金融化的快速发展，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独立性被极大地强化，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容纳的金融空间极大扩展，但金融领域能够容纳的金融化资本并不是无限的。因为无论是借贷货币资本还是虚拟资本代表的金融化资本，与现实资本即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之间存在着看不见的联系，一旦全面突破由现实资本积累和收入能够支撑的范围，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所需的条件为金融断流所破坏，现实资本与货币资本、虚拟资本之间看不见的联系不得不按市场固有规律重建时，就会通过金融危机的强制来实现。

　　与产业资本积累主导的情况不同，金融化条件下产业资本循环周转中游离出的货币资本不一定回流到产业资本的循环周转中去，因为金融自身不断创造出新的投资对象，吸纳着资本循环周转中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和社会剩余。我们的分析表明，无论是货币资本形式的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还是虚拟资本形式的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都埋藏着金融危机的种子，都存在触发金融危机的机制。在高度金融化的条件下，金融化资本的积累与现实积累之间的断层和矛盾更深，金融化资本的积累不等于现实资本积累，金融的繁荣不代表实体经济的繁荣，反之，金融化资本积累是现实积累减少或现实积累受阻的结果，金融繁荣是实体经济停滞或衰退的结果，金融化资本积累与现实积累、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背离，这种背离由于金融化发展甚至可以达到很高的程度，也将不可避免地催生金融泡沫。金融投资获得的金融利润不同于产业资本积累主导下的金融利润，有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更多的是来自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因此，这部分利润的增加是以社会各阶层收入的减少为条件的，这样一来，金融利润的增加可能带来两方面后果，一是社会各阶层收入减少而抑制实际有效需求的增加；二是金融化资本的投资和投机带来金融利润的增加，在平均利润率既定的条件下，金融利润的资本化将引起资本的相对过剩或加剧资本的过剩，而过剩的资本又可能流入金融领域成为金融投资和投机的资本来源，这不仅促进了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而且进一步助长了金融泡沫化。

　　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化的发展会使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能够脱离产业资本的制约而积累，它们的过度积累支撑了借贷资本的过度扩展和房地产金融的过度发展，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房地产和其他资产的泡沫化，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由于金融化资本的支持和投机价格走高。而无法承担虚高房价的民众，在借贷资本的支持下则成为次贷市场的需求主体，如美国2008年危机爆发前，大量的金融机构为这些次贷主体提供了大量次级贷款，并且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许多组合债券和金融衍生产品；同时，一些金融机构和社会上、国际上的其他剩余资本则成为这些组合债券和金融衍生产品的最终投资者。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和大量发行催生了似乎永无止境的国内、国际资金的注入，甚至有些机构投资者不惜以高杠杆借贷进行投资。金融的自由化和国际化使得这些场外衍生交易工具（CDS等）的交易脱离了政府的监管，以至于在危机爆发时，各国政府竟不能准确估计出次级贷款及其衍生产品的规模。尽管资产的证券化可以将风险在国内、国际上不断地转移，但是却不会减少、更不能消灭风险，甚至还会放大风险。以次贷为基础的金融衍生产品的运行状况直接或间接取决于次级贷款的运行状况，而次级贷款的运行状况又取决于房地产价格的涨落，这就使得巨大的虚拟资本对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十分敏感。为了防止这一过程中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美联储连续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导致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利息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降，贷款者无法以新借款的形式偿还原来的抵押贷款，致使违约率上升，次级贷款运行状况恶化，又进一步危及各种各样的衍生产品，同时预期现金流的无法实现使得这些虚拟资本的价值大幅度缩水。随着有价证券（RMBA、CDO、CDS等）价格的下跌，按照现价计算的原则，金融机构不得不做出大量的资产减记，从而引起经营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为了维持或降低原有的杠杠比率，在新的股权投资不足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只能压缩其资产负债表。货币市场利息率的上升和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压缩，造成信贷紧缩，进而可能并实际上引起经济的衰退。另外，虚拟资本还通过托宾的q值效应、金融加速器效应、财富效应、信心和预期等影响企业依靠自有资本投资和企业与居民的消费，逐步将自身的危机扩大、传导至实体经济。由于投资或投机于美国金融市场上的资本是全球性的，通过贸易、资本流动和汇率等渠道，次贷危机也从美国的金融市场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市场，从美国的实体经济传导至全球的实体经济，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

　　从这次金融危机形成和爆发的机理看，其源于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防范金融危机需要避免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货币资本的积累实质上是货币形式或对货币索取权的积累，在其积累过程中总会在一定阶段出现货币资本的过剩，并且这种过剩会随着信用的扩大而发展，结果导致贸易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脱离现实资本积累的货币资本积累越多，造成的这种后果就越严重，危机爆发引起的经济和金融波动就越大。因此，要避免脱离现实的货币资本的过度积累，鼓励产业资本积累而不是金融化资本的积累，鼓励资本向生产领域的转移而不是相反，鼓励积累的货币资本的产业化而不是产业资本的货币资本化，鼓励货币资本投资而不是投机。

　　在避免货币资本过度积累的同时，也要避免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虚拟资本的膨胀从本质上来说是非生产性的，它并不增加一国的实际财富，各种金融游戏在浪费了大量的实物资源的同时，还吸引人力资本向金融部门集中，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所以，政府在一开始限制复杂金融衍生工具使用的同时，还应该出台各种政策鼓励资本、人才向生产性部门的流动。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要避免对外国货币形式或货币索取权和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否则国外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所引发的危机将会给中国造成重大损失。国外金融化资本的积累仅仅表现为外国货币或货币索取权的积累，或仅仅是所有权证书的积累，这种积累与本国资本积累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本国现实积累的限制要素，因为它导致了本国实际资源的国际转移。不仅如此，它还易于遭受货币贬值的损失，发生危机时，积累的来自国外的金融化资本体现的实际价值会大为降低。为此，来自国外金融化资本应限定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应着眼于现实资本的积累，着眼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而不是金融化资本的积累。

　　特别要提及的是，不能割裂生产和金融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不能颠倒它们之间的关系，试图通过金融化和金融化资本的积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是不现实的，最终只能适得其反，拖累经济发展。为此，生产是社会生产再生产的根本环节，生产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金融对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是无条件的，无视条件的限制刻意搞金融化，单纯进行货币资本的积累和虚拟资本的积累，超越一定限度，不仅没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还有造成实际积累的障碍，阻碍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应着眼于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发展要特别是生产发展的需要，金融发展要为社会生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创造有利的金融条件，使金融成为加速资本积累和集中，促进资本有效配置的有力杠杆。适应经济发展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创造，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本和金融支持，适度使用一些金融衍生工具，比如期货等，有利于分散和规避风险，使资本或要素能够按风险调整的收益进合理配置。但是，脱离实体经济需要的过度金融化及相应金融工具的过度创造，将会极大地强化实物运动和价值运动的相对独立性，弱化乃至于割断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的联系，不仅会导致经济和金融风险的累积，造成难以控制的经济不平衡性和金融的不稳定性，而且也会造成现实积累的障碍，加剧积累过程中的矛盾，阻碍经济发展。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复杂金融工具的反复衍生和过度证券化不但不能最终消灭风险，还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传递和放大风险，加剧全球性金融危机，放大其冲击力和危害性。因此，决不能脱离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生产发展的需要盲目发展金融化，因为这种金融化会助长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无助于现实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

　　全球化条件下，国外过度金融化和国外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他国家对其货币或货币索取权的过度积累和虚拟资本的积累，当金融化资本过度积累引发危机时将引起所代表的货币资本的大大减少，从而造成资本的损失，且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产生的影响更大，造成的损失更严重。因此，不仅要避免本国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也要防止国际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向本国的过度转移，避免因这种过度转移而造成的国际金融化资本的累积。

　　要提及的是，在金融化和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当今世界，国际金融化资本积累不可避免地造成金融化资本的国际扩张，特别是金融化资本的大规模国际流动会对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会导致包括货币风险、资本外逃风险、金融脆弱性风险、传染风险甚至主权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会给一国经济、金融造成极大危害。要避免此类风险和风险的累积，对金融化资本的国际流动的适当控制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福斯特，麦克切尼斯.结构凯恩斯主义对国际金融危机解释的局限性［J］.国外理论动态，2010，（10）.

　　［2］福斯特，麦克切尼斯.资本主义的金融化［J］.国外理论动态，2007,(7)：9-13.

　　［3］福斯特,麦克切尼斯.垄断金融资本、积累悖论与新自由主义本质［J］.国外理论动态，2010,(1)：1-9.［责任编辑：房宏琳］

原文链接：http://www.qstheory.cn/llqikan/2015-11/07/c_111706987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