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于11月24日在京举行，腾讯财经全程图文、微博直播。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教授在做题为“推进城镇化为什么要四化“同步”？”的主题演讲时表示，中国经济有六大机遇：人口城镇化、产业高端化、企业信息化、发展低碳化、经济服务化、经营国际化，而最大机遇是来自城镇化。

以下为辜胜阻演讲的文字实录：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非常荣幸能再次出席宏观经济论坛。今天这个报告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报告非常乐观。报告预测今年的GDP增长接近8%，我觉得是比较客观的，但对明年的预测是9.3%，我觉得这个预测非常乐观。这个报告主要是回答“能不能”的问题，使用的模型论证是非常充分的。但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回答“要不要”的问题。对新一届政府来讲，我觉得宁可“低开高走”，不要“高开低走”。想要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比较容易，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国依靠天量的财政、海量的信贷以及“楼市、车市、股市”的超常增长使得GDP增速为8.7%。我们“十二五”规划中GDP增速目标是7%，2012年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三季度增长7.4%，前三季度平均增速为7.7%。中国经济前三季度7.7%的增长是在挤压房地产泡沫和摆脱过度依赖外需的基础上取得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速度。中国经济维持7%以上的中速发展能保障经济稳定、可持续、健康的发展。中速还可以使政府有更多精力放在调整经济结构上。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推进城镇化为什么要四化“同步”？》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四化”要同步发展，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要同步发展。这种同步的四化是“新四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其中工业化的核心是要实现创新驱动。为什么要同步发展呢？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竞选，罗姆尼就嘲笑奥巴马：中国GDP增长率达到7.8%，而美国GDP增长率才1.3%。事实上，美国是城镇化完全饱和下的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的差别是两国经济发展速度差异的重要原因。在美国，农民不足1%，而中国有9亿农民。危机期间有人写了一本书叫《谁来拯救美国？》，答案是九亿中国农民。9亿中国农民从农村走向城镇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带来大量的市场需求。我认为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潜在内需，也是持久增长的动力源泉。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有六大机遇：人口城镇化、产业高端化、企业信息化、发展低碳化、经济服务化和经营国际化，其中最大的机遇就是城镇化。当然，人口因素对中长期经济发展来说，其作用有双重性，从人口城镇化角度看，是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但从人口老龄化角度看，又最大的制约，“用工荒”现象就显示出人口因素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一、为什么四化要同步发展？

中国的城镇化这件好事要办好，需要“五防”。

一是防城镇化拉美式陷阱，避免过度城镇化。2000年，巴西的城镇化率就已经超过了80%，但是极端的城镇化也带了很多问题，里约贫民窟里居住的人口超过200万，贫民窟里枪支毒品泛滥，时常缺水断电，所谓的厕所更是天方夜谭。巴西申办奥运会最大难题是治理贫民窟，如果贫民窟不治理好，这个国家在奥运大型运动会期间很难运行。下面这些图片是贫民窟的图片，这样的城镇化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国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也出现了几种不好的城市形态：一是“睡城”，比如北京的通州，每天30万人口在同一时间出城上班，又在同一时间下班回城，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二是“死城”，白天有人晚上没有人，只有产业没有城镇人口；三是“鬼城”，比如鄂尔多斯，耗资50多亿打造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内蒙古康巴什是一座豪华新城，基础设施一应俱全，但同时也成了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街上的清洁工人都比行人多。还有些地方，一场“农民被上楼”的运动正在发生。无数的农民正在“被住进”集中建设的楼房，农民的生活方式城镇化了，但农民的生产方式却没有城镇化；农民上楼了，但农民的鸡、狗、羊等却不能上楼。农民没钱交卫生费、物业费等，“被上楼”的农民宁可睡在羊圈里也不睡在楼房里。这些都是城镇化与工业化严重不同步的后果。

二是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人口过度膨胀。有关研究表明：中国15座主要城市居民每天上班单行比欧洲多消耗288亿分钟，折合4.8亿小时，如果按照上海每小时创造财富2亿元的标准来折算，15个城市每天损失近10亿元人民币。如今在北京，一场小雨就能造成北京交通严重阻塞，一场暴雨就足以瘫痪北京交通。2011年下半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首次公布了全球1100个城市空气污染的调查报告，北京的空气质量更是“千里之外”，排在了第1035个，在100个首都排名中也倒数。

三是防过度利用“土地红利”，谨防“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当前高房价是阻碍城镇化的一大难题，而高地价和高税费在房价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70%。面包贵是因为面粉贵，“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导致地价推高房价，并且出现了人口快速城镇化、土地高速非农化以及农村严重空心化，这与四化“同步”的理念完全不相符。过去十年，中国人口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69.8%，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7%。城镇化也明显滞后于工业化，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9.68%，而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为89.8%。

四是防止农民工过度边缘化，避免“半城镇化”过高的社会代价。虽然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8％，这意味着1.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大量的“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代价。目前，我国约两亿农民工中的80%是单纯的劳动力转移而非家庭式迁移，家庭生活重心仍保留在农村。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三留人口及空心村等。数据显示，在农村人口中有5000万留守儿童、4000万留守老人、4700万留守妇女，失地农民大约4000-5000万。这种不合理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

五是防城镇化快而不优，避免“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何为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应是钢筋混凝土的简单堆砌，而应是农民市民化的转型；不应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割裂，而应是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的推进；不应是工业化被动牵引下的人口候鸟式的迁移，而应是家庭式移民和农民工回归推动工业产业布局；不应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而应是打造绿色生态和智能科技的新宜居城市。

二、如何实现“四化”同步发展？

一要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不能搞“空城计”，要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一定的经济基础，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一般以产业发展为背景和推动力。在西方发达国家，合理的城镇化进程基本都是建立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现阶段我国工业化仍处于中期向后期高级阶段转变的过渡时期，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城镇化奠定基础。

二要实现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提高城镇化质量，发展智慧城市。十八大报告特别提出，要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目前，上海外来人口有900万，北京外来人口有700万。因此，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要重视“量”的扩大，更要重视“质”的提高，要由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到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建设“幸福城市”、“智慧城市”、“和谐城市”。“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我国内涵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推动我国发展方式转型，有利于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

三要使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通过农业现代化满足城镇化所需要的劳动力需求。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规模化和资本化，但是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的农业人口必须大幅度减少，要让更多的农民进城，促进农民“市民化”。美国农民不足1%，日本农民不足5%，而我国农民占比将近50%，农业规模化谈何容易。

四要在城镇化进程中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农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缩小地区差异，缓和特大城市人口膨胀。我认为，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不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应该把其他类型的城市发展起来，来疏导大城市过度膨胀的人口。十八大报告也提出，要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聚集功能。重庆的“十二五”规划就提出，建设四级城镇体系架构：一级是主城区特大城市，二级是6个大城市，三级是25个区县城中等城市，四级是100多个小城镇。我认为，其中最有潜力的就是县城中等城市。把县城作为中等城市来建设，这样可以疏散特大城市的人口。现在农民工融不进城市，像北京这样地方，给他们户口也没办法完全融入进去，但是他们又回不去农村，所以很多农民十分纠结。我认为，要通过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引导农民工回归，鼓励“农海归”(由沿海回归流出地创业就业的农民)，实现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引导和鼓励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不仅能够解决自身就业，而且在扩大就业方面具有倍增效应。在09年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有几千万人失业，外国人都感到很震惊，但是我们是如何解决这部分失业人员的呢？主要是通过农民工回乡创业以带动就业。富士康从深圳迁移到郑州，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增加的用工需求，保守估计不少于50万，产生了强烈的就业带动效应，并且改变了人口流动的格局，现在郑州本地打工比例已经超过了外流劳动力的比例。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