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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开放与中国改革”研讨会纪要
发布日期:2019-07-27

2019年7月24日14:00,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比较》编辑室联合举办的“权利开放与中国改革”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728会议室·宋涛大讲堂成功进行,会议围绕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沃利斯、斯坦福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巴里·温格斯特提出的关于“社会秩序”的分析框架,结合中国改革实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参与讨论的嘉宾主要有: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系约翰·沃利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教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研究员、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刘培林研究员、中央党校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郭强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陶然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兼职研究员萧冬连先生。

刘守英教授作为会议主持人,向参会人员介绍了沃利斯教授。刘守英教授认为沃利斯教授的研究成果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第一,沃利斯教授将科斯、道格拉斯·诺思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到规则对人的行为和资源配置的影响;第二,研究一个社会从自然国家走向权利开放的过程中,不同的组织在整个制度演变中的作用;第三,研究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互动如何影响社会的转型。随后,沃利斯教授围绕“长期和短期内的经济表现与制度(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Long and the Short Run)”这一主题展开了演讲:

在大多数人类社会和历史中,人均收入都不曾经历持续的增长,为什么我们在1800年左右开始有这样一个持续的增长?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解释因素有三类:第一是技术(Technology),但是技术并不必然意味着一国会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第二是制度(Institutions)。二战以来,许多社会都曾试图移用和贯彻这套固定的制度,但收效不佳;第三是政治和经济系统的动态关系(Dyna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economic system),具体而言,哪种政治制度能支撑一套有益于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对政治制度来说,哪种经济制度会起到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

沃利斯教授首先集中讨论经济“衰减(Shrinking)”,然后将经济不稳定与政治不稳定联系起来。长远来看,经济增长是一个有关增长率、衰减率和增长频率、衰减频率的函数。证据清楚地表明,发达世界长期经济增长率的提升并不是更高增长率(Growing rates)的结果,而是由更低的衰减率(Shrinking Rate)和衰减频率(Shrinking Frequencies)导致的。而收入水平和经济衰减频率(Shrinking Frequencies)之间具有强关联,即越贫穷的国家越经常地经济收缩;收入水平和政治变动频率也具有强关联,即越贫穷的国家会显著地经历更多的政治事件。

在多数国家也即自然国家(Natural States),经济特权被政治过程所操纵,以创造出用来稳定政治联合体的租金。制度是在商定规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是社会制造有关规则的协议的途径。在多数社会,这些协议是强势组织和个人间达成的安排。一个社会维持规则的能力取决于强势组织服从和支持这些规则的意愿。如果精英联合体依靠规则或制度来创造那些使他们成为精英的租金,如果租金会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动而变动,那么那些将精英团体联合起来的协议在本质上是脆弱的。如果政治协议改变了,那么制度也会改变。达成共识的规则总是取决于维持不变的政治联合体,但政治联合体会发生变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控制政治不稳定的最佳方式是操纵经济,通过租金来协调政治稳定。这一方法在短期内行之有效,但是长此以往会增大政治协议破裂的可能性。

在权利开放社会(Open Access Societies),规则的确会改变,但是因为采用“非人际规则”(Impersonal Rules),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政治联合体或政府掌权者的变动不会影响规则制定和实施的方式,所以人们并不担心经济不稳定会带来政治不稳定,进而导致制度的变动。

刘守英教授对沃利斯教授的演讲内容做出高度评价,沃利斯教授对我们之前分析长期经济变动的模式进行调整,从经济和政治变动的关系进行分析经济增长,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接下来,参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围绕沃利斯教授的演讲主题进行讨论。首先,刘世锦研究员认为,沃利斯教授的演讲内容非常具有启发性,经济增长与政治的制度安排的动态关系是很有意思的。进而,刘世锦研究员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在什么情况之下,政治的不稳定和经济的波动是相关的?一极是初级社会,以北朝鲜为例,处于经济收缩,但是政治稳定的状态。另一极是权利开放社会,比如成熟的发达国家,政治上也是稳定状态。经济波动与政治不稳定的是处在中间的经济体,在权利有限地开放以后,政治家就租金、政治者联盟等能不能达到一种妥协、共识,促进制度的形成?这可能是一个大的框架;第二,在进入一个有限权利社会的过程中,进入以前的初始条件是怎么样的,这可能对进入有限权利社会以后的影响比较大;第三,从有限权利社会到开放权利社会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会出现权利开放的反复的情况,因此,在走向开放权利社会的进程中,有哪些因素是不可逆的,以及出现反复情况时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可以使社会继续走向权利开放?

王小鲁研究员认为,沃利斯教授所报告的分析框架非常具有启发性,特别是经济增长与制度安排以及与制度安排相关的规则之间的关系。这一框架对中国现实有一定适用性,还可以再细化。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提出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要建立一个高度民主和法制完善的国家。80年代的时候,又提出近期目标,即首先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这一目标已经付诸实践,但对整体政治体制改革的作用非常有限。中国实际上采取的措施是,先改革经济体制,后改革政治体制,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只对政治体制做有限的修补。整体看来,中国虽然没有完成权利开放的过程,但是有限的权利开放和大幅度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帮助保持了稳定,这可能是沃利斯教授的理论框架还未具体解释到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实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而且有加剧的趋势,伴随的是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这可能是对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一种挑战。解决方案或许是进行制度安排以促进权利开放,与经济的长期增长保持一致,这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具体探讨,因为既不希望出现突然间的政治变动,也不希望问题久拖不决。如何找到协调中国制度与经济的路径,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沃利斯教授对两位嘉宾的发言进行了回应。首先,他认同应当思考历史上改变跟组织有关的规则、精英团体之间的互动、政治经济之间的互动是否会使社会朝着更开放的方向前进,在中国,这需要更多的研究成果;其次,关于刘世锦研究员所说的在从有限权利社会到开放权利社会转变过程中发生的摩擦,沃利斯教授的看法是如果社会依赖领导人来取得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那么他需要有极强的能力,否则可能发生倒退,但如果社会采取非人际规则(Impersonal Rules)而不是身份规则(Identity Rules),社会就具有可持续性,具有不可逆转性。以阿根廷和德国为例,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一样富裕,但阿根廷走了回头路。二战的爆发就是因为德国想恢复身份规则社会,甚至引发对犹太人的屠杀,最后德国在二战中元气大伤。

萧冬连研究员首先阐述了自己受到的三个启发。第一,研究经济改革应当超越经济逻辑,因为它实际上受到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制约。就中国来说,所有经济决策实际上是政治决策,自上而下协调各方利益、考虑社会的承受力;第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来源于精英进行改革的共识,包含两方面动力:一是文革时期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打平了,二是开放后,来自外国的思想冲击影响了精英阶层。但是,90年代以后的改革是结构性的改革,一方面有很大突破,另一方面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如何打破这一利益集团、寻找新的改革动力是很重要的问题;第三,权利开放过程对中国的改革有一定解释力。中国在政治文化方面开放程度有限,但是在经济方面是权利不断开放的。“放权、让利加松绑”实际就是一个权利开放的过程,提供了各阶层加入改革进程的激励。80年代的改革可以概括为是一个大众参与、大众共享的改革,最突出的表现是几亿人的温饱问题解决了,首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是边缘人,而且利益集团还没有形成。最后,萧冬连提出了自己的一个问题,即沃利斯教授的观点类似于亨廷顿的观点,传统的社会可能是相对稳定的,现代社会也是稳定的,而恰恰是在变革过程中不稳定性会加剧,因此探讨如何维持追求开放社会和追求稳定社会的平衡非常重要。

刘培林研究员认为沃利斯教授关于经济增长的阐述非常有说服力,即大国政治不稳定与经济衰退是个恶性循环,打破的方式是提供开放准入。他提供了一个关于自己的例子来解释中国的开放准入: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高考,如果没有考试制度,他就没有到外面上学的机会,多半会成为和父亲一样的木匠。另一个例子是中央财经大学路乾副教授的博士论文,关于181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银行业由原来的有限准入变为开放准入,影响了新英格兰地区的银行业甚至可能是南北战争,如果这不曾发生,美国的经济史可能就会改写。关于沃利斯教授的理论框架,他提出自己的四点评论。第一,开放准入对应的指标,收入差距或许是其最直接的一个衡量标准,且需要讨论与开放准入对应的精英阶层的目标函数是关于保证其绝对收入水平还是提高其在整个社会蛋糕中所占的比例。北朝鲜的政治虽然稳定,但如果继续沿用现有的蛋糕切分方法或者切断来自外部的援助的话,不知能持续多久。第二,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好的做法不容易学习,穷国的精英阶层为什么没有动机学习富国的机制。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社会流动性下降的背景之下,富裕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稳定会否长期持续也是个值得观察的问题。第三,在沃利斯教授的框架里,有利于短期稳定和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政策分析似乎是不同的,这两者是否一定会相互冲突。第四,技术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比如要解释工业革命的发生可能需要先解释第二次农业革命的发生。1820-1870年增长期间的增速远高于1820年以前的增速,这说明技术突破对经济增长有贡献。不仅如此,技术可能会对政治、经济的互动产生影响,且可能是正面的,比如Facebook在做的Libra。所以,应当在理论框架里认真对待技术的重要性。

沃利斯教授继续对两位嘉宾的发言进行回应。第一,精英阶层并不反对更好的制度,有限开放社会也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精英的共识并不必然与老百姓的共识相冲突,反而常常促进增长与提高收入;第二,亨廷顿是个伟大的学者,但历史与传统社会确实不那么稳定,虽然英国、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长期增长稳定,但也经历着起起伏伏,衰退率也可以很高;第三,在分析精英的时候,不应当把精英看作一个集体,他们之间存在竞争,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做制度选择的时候受到环境的制约和影响,理念很好并不代表能管理好一个社会;第四,技术很重要,但在分析为什么有的社会能够长期繁荣而有的社会不能的时候,技术就失去解释力了。

郭强主任认为沃利斯教授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框架,并就可逆转性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中国近两千年来的情况并不是依靠暴力精英之间达成协议,而是个别暴力者摧毁了其他暴力者,然后建立独裁政府,然后在精英之间乃至社会上扩大分工以提高生产效率。西方的政治是合伙制的,中国则不是,这就导致制度随时可逆。中国改革一直在扩大准入,但还没有变成权利开放社会,没有去除身份规则。目前要实现权利开放,保证不可逆,就要实现竞争与所有制中性。仅依靠外部冲击是不行的,权利开放需要内生的动力。

王珏教授认同沃利斯教授的观点,认为在对千年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中发现,能有持续增长的国家整体经济绩效更好。中国在有数据可查的960多年里都是衰退的,新中国成立之后花了30年左右的时间抑制了下降的趋势,从改革开放以来才保持增长,而且中国的起始点非常低,因而中国确实与其他国家有差距。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包容性的关系是她希望进一步与沃利斯教授讨论的。

陶然教授认为,制度带来经济增长的观点引致了对促进中国增长的制度的讨论,这个逻辑比较机械。不论是80年代中国的财政承包制,还是双轨制,都不是能够带来增长的稳定持久的制度。有些国家在理论上并不拥有民主制度,但依旧能获得很快的增长,要理解它就需要理解政治经济的互动如何使得人们有激励生产,这不是简单的制度分析,而是过程的分析。中国的政府非常强有力,80年代起,地方政府是乡镇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分享大部分利润,90年代当许多企业已经私有化,政府依旧抽取较高的租金,这限制了企业的成长。近来,有限准入越来越有限,可能产生内在的不稳定性,如果产生中美贸易谈判之类的外部冲击,就可能引起政治和经济权利的重新配置,挡住开放权利的道路。总的来说,通过深刻分析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可以得到更多收获。

黄淳副教授谈了自己的三点体会。第一,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沃利斯教授的框架扩展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下的分析;第二,精英跟民众的互动是中国近代的史实,但这个并没有进入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沃利斯教授的研究启迪了中国经济学家可以将中国实践加以总结、上升到理论,然后与国际进行交流;第三,精英对中国近现代发展的影响非常巨大,他们行事的逻辑可能很大程度上区别于研究者的逻辑与普通民众的逻辑,在研究时需要审慎对待。

来自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高原副教授向沃利斯教授提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否考虑政治正当性对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影响,尤其在政治正当性会影响长期经济绩效以及经济对政治的反作用的时候;第二,国家政权建设与现代政治正当性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值得关心的维度。

沃利斯教授认为政治正当性的问题牵涉的范围非常广,是个重要的问题。正当性在他看来是个结果,取决于政府干得好不好,他更关心的是规则是否变化,一个社会是否以正当即许多人同意的方式制定规则,以及如何制定新规则。关于国家建设,沃利斯教授推荐大家阅读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书以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18世纪以前,中国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但没有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所以查尔斯·蒂利的故事不见得都能发生,要取决于环境和条件。中国实际上不是皇帝掌控一切,而是有着精英之间稳定的契约或协作,所以长期来讲非常稳定。所以不论是开放权利社会还是自然国家,只要内部能达成一致意见,也能达到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来自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张玥副教授也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理解国家以及精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价国家精英与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否存在强大的国家能力与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第二,制度的非正规性(Informality)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沃利斯教授简单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第一,他认为国家不是单一行动者,是协调不同精英组织的组织,这是对霍布斯(Hobbes)的利维坦(Leviathan)概念的否定;第二,对制度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分是非常模糊的,这在之后的讲座中会具体提及。

吴素萍主任对沃利斯教授的演讲表示感谢并提出问题,即非人际规则究竟如何产生,尤其是三个临界条件要如何发生。

沃利斯教授认为,用“自然国家”(Natural State)代替“有限准入”(Limited Access)的概念要更好,因为自然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是为了政治稳定操纵经济。当使用“有限准入”的概念的时候,会认为开放程度的提高都会导致社会变好,但是社会并没有实质的进步。三个临界条件:第一是存在对精英的法治;第二是社会上存在可持续的组织,不因特定成员的消亡而消亡;第三是军队的控制权在政府手中,而非某个精英团体。达到这些条件,也并非必然进入开放社会,但没有实现临界条件是不可能进入开放社会的。最后,刘守英教授总结了本次研讨会。他认为,本次研讨会是个成功的尝试,到场嘉宾用自己的研究丰富了对中国改革的理解。沃利斯教授对制度的三种解释,就对应于对中国改革的理解的眼白你过程。最初,认为一定要改革;第二个阶段,认为要选最好的制度;第三个阶段,开始理解制度的缘由及复杂性。接下来他主要分三点进行总结。

第一,这个研讨会是推动理解整个中国经济政治制度变迁过程的起点,但实际上这一工作还未开始。可以像沃利斯教授说的,将经济衰退的频率和幅度与影响社会长期可持续变迁的因素相联系。未来还需要更大的努力去理解中国长期经济变迁的过程和经济政治之间互动的关系。

第二,推动改革开放的可能是各种因素的结合,需要研究这到底是一场偶然的变革,还是一个理性的制度选择。在理解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时,仅仅看政治的选择,而不看整个社会与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互动,可能是有缺陷的。加入与社会的互动,是因为中国的很多改革不完全是政治上的最优选择,而是在与底层的互动之中逐渐修正形成。所以在考虑制度选择、制度变迁的时候,要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三维的互动,社会不是政治和经济互动的结果,而是它的过程。

第三,如萧冬连研究员所说,中国最初的改革,一是增量改革,二是受损者加入到改革中获取更大的租金和改革红利。但是当改革进入一定程度,利益集团形成利益刚性以后,还会继续改革吗?对于放眼中国经济改革的长期动态,沃利斯教授的框架非常有帮助。

刘守英教授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将继续推动对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互动,以及对长期经济史的研究,并对与会的嘉宾和同学表示感谢。研讨会至此圆满结束。

供稿:王宝锦 颜嘉楠 编辑:杨菲 核稿:熊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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