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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50人论坛”换届,人大校长刘伟、副校长刘元春同时入选
发布日期:2019-01-30

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领衔的,素有“中国顶级财经智囊团”声誉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近日完成最新一次换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同时入选为新一届成员。


据了解,按照中国经济50人论坛章程,论坛成员每五年会进行一次换届。日前,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在论坛第82次内部研讨会上通报了第四届论坛成员换届选举的结果。

“希望通过改选加快论坛成员年轻化步伐,”早在去年2月25日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8年年会上,樊纲就2018年工作安排发言时就表示,每位论坛成员都要参与投票、推荐新人,并选举出学术委员会。

据财联社记者了解,新一届的论坛成员有40位未发生变化,如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国务院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央行行长易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等人仍在其中。

新进成员包括: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中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人大副校长刘元春,外汇局副局长陆磊,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中财办宏观局副局长张晓朴,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余斌等10人。

第四届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名单

 

按姓氏拼音顺序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宗旨为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等重大问题献策献力,目的是把各个领域有着深入理论研究的专家对中国经济发展、改革中的问题及政策建议的研究成果集合起来,希望用他们的思想精华对中国经济改革及各行业乃至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论坛成员都敢于发表真知灼见,建言献策,”多位曾参加论坛年会的人士对财联社记者表示,没有官场文化,学术氛围很好,成员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去年9月1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举办“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论坛成员关于“反驳民营经济退场论”、“宏观税负过高”、“国进民退”、“中美经贸关系”、“科技定位再思考”等问题的发言就曾引起了巨大反响与关注。

同时,中国经济50人论坛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接纳不同观点的学者同时加入。如曾多次就学术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北大教授林毅夫和张维迎。此次新进入的成员中,刘尚希、徐忠去年以来曾就财税体制问题进行了多次“隔空论战”。

财联社记者获悉,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将于2月16日召开,主题为“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作为第四届论坛的首次年会,10位新论坛成员加入后,论坛将发出哪些新的声音,无疑值得关注。

截至目前,中国经济50人论坛已举办了349期长安讲坛,82次内部研讨会。其中,内部研讨会的成果通过内部刊物上报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最新一期内部研讨会讨论了“如何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谢伏瞻、易纲等人出席。


【10位新进成员最新观点】

方星海谈金融开放:

中国的金融开放在世界上很有吸引力,接触的金融企业都纷纷表示要来中国开展业务,特别是把外资股权放开之后都想来。中国的经济体量实在太大了,我们会带去一些中国的做法。这些做法有一些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也是别人能够接受的;也有一些别人一下子接受不了,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沟通,互相协调。中国要坚持的得坚持,该改的也得改。

 

廖岷谈金融科技:

金融业数据流动起来后,对金融业风险管理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带来了新的时代特点。我们不仅要看到对竞争的加速器作用,同时还要看到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这两种交织在一起,金融科技带来效率、福利增长,但过去几年积累的一些风险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继续追逐信息技术的潮流,不去真正考虑负面影响,可能会像“夸父追日”,会带来很多问题。

 

刘尚希谈减税:

2018年减税1.3万亿,为何有些企业获得感不强?政府减税实际上是依据法定税率或名义税率改革前后来测算。而企业则以实际税负跟之前相比来测算。由于各自参照不同,导致各自说法都有道理,这形成了所谓的“矛盾”,但其实并不是矛盾。

 

刘元春谈稳增长:

2019年将稳增长、控风险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稳增长的意义可能是近20年里最重要的。第一个层面是,目前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很大;第二个层面是,2019年是国际掰手腕的一年,一定要挺住,一定要咬住力,谁在这个关键环节松了气,后面要掰过来很麻烦,所以今年一定要稳住;第三个层面是,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改变,处于大结构裂变、小结构混乱、内部冲突加剧的环境,对国内造成了巨大挑战。

 

陆磊谈金融改革:

来自40年的改革经验或许可供未来的金融改革设计做参考。其一,货币是总闸门,但货币当局不是金融资源的直接配置者,这是自1979年以来改革被反复证明的真理。其二,杠杆率是风险的总源头,但解决杠杆问题应该更多从机构的资本约束出发,而不是从总资本出发。中国金融改革缺乏真正的金融资源配置形式,降低杠杆率与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必须依靠发展直接融资和股权投资机构。一方面我们看到要降低杠杆率,另一方面要服务实体经济,如果依靠间接融资以银行为主导的体系,恐怕这两个目标很难兼顾。

 

徐忠谈利率、投资效率、去杠杆:

实际利率过低将会导致风险上升,影响金融稳定。从去杠杆角度来看,低利率通过降低财务成本,提高企业积极性和利润回报,同时刺激企业增加负债,如果没有其他配套型的改革措施,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下降,带来自然利率的下降,形成恶性循环,低利率同时伴随自然利率上升,杠杆率才有可能下降,也就是说实现低利率的同时,你必须要有结构性改革提高资本的回报率。

 

张晓晶谈债务风险: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报告显示,2000-2016年,政府负债从2万亿元上升至27万亿元,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3倍;政府资产则从11万亿元上升至146万亿元,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2.8倍,这笔财富将成为应对债务风险的雄厚基础。

 

张晓朴谈直销银行:

张晓朴在其著作《未来智能银行》中称,直销银行只是互联网银行发展的初级阶段。

 

姚洋谈资管新政:

在去杠杆上趋向于简单粗暴,用运动方式管理经济,这其中,资管新政的问题最大。首先,资管新政要求银行把表外业务转表内;其次,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转到资管公司,但资管公司的业务被大大限制;第三,其它影子银行业务也大幅度收缩,而严厉资管的后果是整个经济的池子里没水了,金融的毛细血管被堵塞,即便央行往池子里大量注水,水也流不到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就成了一句纯粹的口号。两个救急措施:一个救急是财政发力;二是央行要认真考虑购买面临被清盘的企业股票或者债券。急救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治本的措施还是要对资管新政进行认真的反思。

 

余斌谈产业转移: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产业会梯度转移。说东部地区的很多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生产成本的大幅度上涨,它会逐步地向中部或者西部地区转移。当大量的产业是以产业集群的形式存在的时候,很显然我们很难指望它会梯度转移。

原文转自:http://nads.ruc.edu.cn/displaynews.php?id=6518

编辑:杨菲;核稿:陆美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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